刘红梅：母亲王崇兰 我们全家幸福的密电码

（我们的全家福）

作者：刘红梅

   川黔交界的四川古蔺辖区，有一个远古的丹桂镇，镇内有桂阳村，村上有一个叫分水岭的弹丸之地，那就是母亲王崇兰的老家。她从十多岁开始，就把机房当家，与邮电结下不解之缘，直到退休颐养天年，成为我们全家幸福的密电码。

   桂阳村属于乌蒙山地区最干旱的地方之一，海拔上千米。从赤水河谷到桂阳村，直线距离不过两三公里，步行却要耗上好几个小时，人在陡峭的山路爬行，累得直吐血。全村没有几块像样的盛水田，遍地是黄泥巴疙瘩，一锄头挖下去，火星四溅……母亲和她的哥哥王崇乡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

   外公叫王富道，生于壬子（1922年）农历八月二十八日午时，病逝于己巳（1990年）农历五月初五戌时。外婆叫胡光莲，生于壬子（1922年）农历八月初五日酉时，病逝于戊午（1979年）农历腊月二十二酉时。外婆的老家在丹桂镇仙寺村一个叫胡家寨的地方，那里同样属于赤水河谷

   外婆出身书香门第，有一定的文化和见识，新中国成立后，还担任过当地大队妇女干部。她共生育了四个孩子，其中有两个很小的时候就夭折了，留下舅舅和母亲。母亲生于壬午（1943年）农历正月初八，自小在外公外婆的呵护下长大，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成长。

   外婆见多识广，知道知识的重要。母亲六七岁时，就送她到学校念书学习。母亲自小聪明好学，刻苦读书，那时，新中国刚刚诞生，人民生活还极度困难，很多时候连饭也吃不上，母亲总是咬紧牙关，不忘读书，不忘学习，和亲人们一起，挺过了一个个清水长流的白天和黑夜。每每回想起那些艰难的日子，母亲总是眼泪在眼睛里打转转……

   农村“大跃进”时，小学毕业的母亲早已成为当地村上一名幼儿园的娃娃老师。她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对孩子们的一片爱心，温暖着每一位孩子，以致很多家长都夸母亲是位好老师。

   母亲在幼儿园的突出表现，受到当时人民公社的一致肯定。时间推至1960年，母亲迎来了她的人生转折点。她被当时的石宝区双龙公社推荐到古蔺县邮电训练班短训。四个月的短训很快结束后，母亲被安排到石宝区邮电支局工作，值守总机房。工作了一年后，被调动到石宝区的皇华公社邮电所工作。从1960年到1962年的两年时间，她作为学徒工，享受学徒工的待遇，并按政策转为非农业人口。

（父亲刘应林与母亲王崇兰庆祝自己的生日）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辛丑（1962年）农历冬月初三，19岁的母亲与生于甲戌（1934年）农历正月十一的父亲刘应林一起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父亲的老家在石宝区丹桂乡境内的老鹰沟，祖父刘德贤，祖母陈美荣，父亲有兄妹四人，他排行老大，由于家境较差，8岁时才开始上学读书。先后读过“人之初”“百家姓”这些老学。老鹰沟是当地著名的夹皮沟，山大谷深，抬头只见巴掌大一块天，父亲常常坐在家对面的福字岩上，望着湛蓝的天空发呆，渴望有一天像天上的雄鹰那样，飞越高山，走出峡谷……

   1956年秋天，父亲终于迎来了属于他自己的高光时刻，他光荣地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进驻四川甘孜州。作为部队物资科的通信员，和通信班的战友们一道，负责战地通讯的传送和维护，先后参与了巴塘、理塘的剿匪战斗。继后，在军区招待所一待又是两年。退伍后，到成都无线电学校负责教学和后勤工作，中国农村“大跃进”时期，为了支援地方农业生产，按照组织的动员，他申请回到了老家老鹰沟参加生产队劳动。

   父亲母亲结婚后，1963年春节后，母亲被调到石宝区丹桂邮电代办所工作，先后有了我们兄妹四人。从此，母亲便扎根于丹桂这个古老的镇子，扎根于邮电工作，从未移开半步。她一个人办理4个公社乡、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双河水库及附近单位的服务、投递工作，在这个普通平凡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几十年。工资由原来的学徒工工资改为代办人员的规定领取，在“文革”动乱年代，各项业务不能正常开展，收入较低，工资也不过十多二十元，艰难地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

（作者和父母亲在一起）

   在那个特殊年代，石宝区领导大会上宣布将大哥的户口由非农业户口随父亲的户口迁到了老鹰沟生产队，由于生产队也不愿意有更多人到队里“吃黑市粮”，二哥出生后的户口既不在老家农村，也无法在城镇落户，成为真正的“黑户”，全家就在城镇和农村之间荡着秋千，当时的母亲可谓心力交瘁，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古蔺县公安局的卢泽奎、赵仁俊、戴世伦三位同志到丹桂办理案件，他们通过母亲的话务员，向县局汇报工作。看见母亲和蔼可亲，热情待人，就向我们家借锅煮饭。在那样困难时期，母亲从不吝啬自己的善良。便说：谁人把锅背起出门哟！主动提出煮饭给他们吃，三位办案民警十分感动。其间，三位公安叔叔逗着年幼的大哥和二哥玩，母亲顺便说起了两个哥哥的户口问题。

   在母亲的认知范围，认为户口属于粮食部门管理，也就随便说说而已，不承想户口属于公安管理。三位办案民警听说后，告诉母亲，两个孩子的户口按政策非农业户口应户口随母走范围。在三位民警的帮助下，两个哥哥的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事后，母亲经常教育我们，要学会做人，学会感恩，我们对母亲的教诲，始终牢记于心，经常去看望那三位警察叔叔，时隔多年，有的叔叔不在人世了，对他的后人，我们仍然当作亲戚来交往和走动。

（作者与年迈的母亲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里又添了三姐和我，一家人的生计全靠母亲40多元的工资和父亲在外修公路，到伐木场当临时工的微薄工资共同维系着我们这个家。当时全家生活极其困难，母亲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

   1978年以后，各行各业的逐步恢复生产，母亲所担负的各项邮电业务正常进行，而她所得到的报酬也相应增加，每月在四十元左右。1982年组建丹桂区，母亲一个人又承担起了区内的话务、业务和机关单位的报刊收订和投递工作，每天实际工作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按“代办人员”的规定，她应该有更高的报酬，每月在一百元以上，然而母亲的待遇仍然没有得到提高。母亲忙里忙外，没有一天的空闲时间属于自己，我们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二哥懂事以后，总想为母亲鸣不平，在母亲和二哥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的情况下，有关部门才在原农话费每月提成的40.70元的基础上增加了15元，形成一个毫无政策依据，又没有级别的固定包干工资。

   1983年古蔺县邮电局组建丹桂邮电支局后，母亲被安排去从事话务工作，工资仍然是55·70元。1985年邮电系统普调工资，母亲仍然没有资格。她只好又继续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具体情况。时间推移到1986年7月份，母亲的工资才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到68.00元，其他福利、医疗、保险等均与过去一样，什么都没有。同母亲一起在县邮电训练班的其他同志，他们早已成为正式职工，有的过去与她一种性质的同志，调到其他部门，也成为正式职工，享受正式职工的一切待遇，唯独母亲踏踏实实在邮电部门干了近三十年之久，由于工作的需要，调到一个代办所工作，便从学徒工变成了“代办人员”，其待遇报酬，比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新同志还不如。二十多年来，她不仅未享受过邮电职工的一套衣服，甚至连医疗费也从未解决过一分。

   关于母亲的待遇问题，她曾多次向省、地（市）、县局提出申请报告，请求解决转正定级问题，但因县，地局说，他们没有权力，无法给予解决。古蔺邮电县局曾于1974、1975、1976、1977年分别向省、地局打过报告，原宣宾地区邮电局于1976年7月12日批示：“我局同意连人带机构收回自办”，但四川省邮电局始终没有批复。四川省邮电局人事处于1979年3月29日批复古蔺县劳动局（79）蔺计劳字第9号函的复函，川邮人函〔1979〕10号《关于收回丹桂邮电代办所的报告》，向省局打了报告，但没得到批复。

（年迈的父母亲合影）

   等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难熬的长夜。反映，反映，再反映，母亲的待遇问题始终没有得到上级邮电部门的明确答复。每年节假日，单位上那些年轻的新同志，发奖金，发福利，始终没有干了一辈子苦力的母亲份儿，母亲就独自一人流泪，看见母亲流泪，我们一家也陪着母亲流泪……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父亲买来了榨油机、压面机找零用钱。在父亲母亲的几经奔波中，我们全家终于在街边上修起了属于自己的一楼一底砖混房，我们在镇上有了属于自己的家，父亲还利用自己的房子办起了凌云旅社。

   我们有了家，这个家也成为父亲母亲娘家婆家人的家。每到赶场天，家里总是挤满来自双龙场、老鹰沟、龙厂沟、映山红、旧寨的亲戚朋友，父母亲从不嫌弃任何一个人，总是以礼相待。一位叫王先军（笔名初旭）的堂侄儿，他老家在龙厂沟，那时他家里很穷，要跑十多里地到镇上读书，母亲总是背着我们，留他吃饭，给他无私的帮助。他毕业回乡劳动，开始学习写作，母亲总是把出版社、报社给他的来信，小心翼翼地收集好并转交给他，在母亲的呵护下，这位堂侄儿终于走向工作岗位，并出版了多部著作。

   有人说，我们只管善良，上天自有安排，这句话放在母亲身上最为恰当。时间来到1988年，通过多次反映以及向《四川日报》记者的反映督促，母亲的工作待遇终于得到落实。古蔺县邮电局文件以古邮人字（88)133号文件形式，下发《关于王崇兰同志转为固定职工及工资待遇的通知》，通知内容如下：

   王崇兰同志1960年参加邮电工作，分配石宝支局任话务员，由于历史原因先后分在皇华、丹桂等邮电所、代办所任话务员。本人多年来要求较力正式职工，我局也多次向上级报告请求给予解决，现经市局人教科请示省局人事处同意王崇兰转为国定职工，工龄从参加工作（以1960年）起计算，工资标准按参部工作同工龄的中等水平办理。市局人敬科于1988年8月30日明确答复我局。经10月28日局领导研究决定，同意省、市局意见，将王崇兰转为固定职工。工资待遇定为邮电工人七级付，标准工资88元，辅食补贴5元，肉菜贴13元，书报费5元，合计月工资为111元。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起执行。

   收到这份等待了近三十年的回复，母亲和全家喜极而泣。那天晚上，我们全家团聚一起，共同为母亲举起了酒杯。母亲哭了，我们全家也哭了。

（作者与父母亲、姐姐在一起）

   时至今日，母亲退休在家，享受着天伦之乐。我们随着母亲从事的工作，见证了电信话务员从以前的手摇式的总机和电话机，再到拨号电话机，我们兄弟姐妹随时带着家人，围绕在父母身边，听他们讲过去，讲做人，让我们受益匪浅。父亲母亲多年的坚韧与善良，滋润着我们的心田，也成为我们全家幸福生活的密电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