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林生（左）与刘平（右）
————记古蔺大村山区妇女解放的先驱一一刘平同志
作者：王静沧
我与刘平同志是同时代的人，我们既是邻居又是同学，在求学,求进步、追求真理，特别是在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年代里，我同她肩并肩的战斗过，并取得一系列斗争的丰硕成果。我对她那勇于向封制度挑战，敢于向腐朽势力抗争的精湛智慧，善于向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的博大胸怀，不怕任何阻挠、不断追求进步、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的魄力和最早成为我们四川古蔺大村山区里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直至挣断封建枷锁奔向革命征途的动人事迹，虽已几十年过去了，刘平同志也于2014年下半年在成都家中病逝，离我们而去，但对他的故事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常常萦绕在我脑海里。为弘扬一位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突出贡献的坚强女性，把她的革命精神留给后代，特写此回忆录。
一、 勇于向约束妇女的封建制度挑战的女性
我们古蔺县地处边远山区，在旧中国的二十年代，古蔺城里的一切若与邻近的叙永、泸县、贵州的赤水相比，就封建落后得多。大村区就更加封建落后，约束妇女们的“三从四德”等旧礼教压得妇女们毫无自立、自主、自由权利，可以说当时不分贫与富，妇女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封建礼教压迫，妇女不许同男人来往，更不许男女混合在一起玩乐，也就是说男女是有别的，有钱人家更讲究这个封建礼教。
大约在一九三四年，父亲送我进私塾启蒙读书，从那天起我认识到世道在变化，学堂里大约有三十多个学生，我一进校门，就感到惊奇的是学堂里怎么有个女学生。为什么学生是四个人一张方桌，女生是一个人单独坐了一张桌子，我听到男生的读书声是：子曰，学而时习之，孔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等，而她的读书声是：小姑娘，女儿家，丢了诗书学绣花；小姑娘，牢记着，三从四德要读熟……等。这个女学生就是我们大村山区里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刘平同志.
刘平，乳名玉钗，学名刘见闻，那是在私塾读书时，启蒙老师借增广贤文的开头句“多见多闻”的意思来取学名。后因她父亲名叫刘孔文，字偕音,当时不能以下犯上，所以又改名叫刘见礼，她坚定投身于革命，离家出走后，隐匿了见礼之名才改成叫刘平的。
刘平同志温文尔雅，斯文秀气，外表上看有大家闺秀的风度，但只要同她接触，交谈，就感觉到她与一般闺秀不同，她好学，求知欲很强，胸中有胆有谋，做事果断，不摆架了，大村街上的姑娘们不管贫与富，她都愿意相交，当时大家对她的评价很好。
一九三五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过大村时，真正是起到了宣传队、播种机的作用。红军的宣传教育，对我们这些青少年学生来说，政治方面的启蒙确实不小。通过红军的宣传教育，我们基本上懂得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共产党，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真正是拯救中华民族的政党，只有跟着共产党于革命，才能挽救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我们当时都心照不宣地认为，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有真正的出路,，但当时不敢表露出来，唯有刘平同志听了红军宣传的“男女平等、妇女剪长发、不缠小脚、要从厨房走向社会、要进学校 书，要出去工作，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男女同工同酶”等彻底解放妇女的政策后，就逢人进行宣传，并身体力行，主动与一些有亲戚关系的男同学交往，她给我们说：“大家应该进洋学堂去读书才对(当时对新学就称洋学堂)，才能知道天下大事。我建议大家都去争取家长送我们进洋学堂，不读这些孔孟之道的死书了”。她还动员陈绍均两姐妹剪长辩子、放开脚，她们还在上半街走了一圈，记得当时封建观念较强的人，背后骂她们是大村街上的“三个怪物”.，在她们的影响下，大村街上的大部份姑娘们不几天都剪掉辩子、放了脚，渐渐的，大村所有的姑娘都争取到了剪辩子和放脚的自由。我认为这就是她们接受了红军宣传，妇女要求彻底解放政策的具体表现。
这时旧政府为了要与共产党争夺民心，也提出了男女应该平等，女子也可以进洋学堂读书等新政。县里派教育科的邵督学到大村高小来检查学生工作，发现学校学生寥寥无几，当时校长向他反映说是因场上有一所私塾，直接影响学校的招生，要求将私塾查封，邵督学立刻到我们学堂对老师学生训话：“政府提倡办新学，就是为了人们不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自从推翻满清以后，妇女们得到了剪长辩子放脚等自由.”。他指责私塾老师：“你又在此教什么孔孟之道来坑害青年人……”，于是将老师桌上的戒尺拿在手中叭地一拍，宣布私塾被查封。同学们带着恐惧心情，抱书就跑，可刘平同志与众不同，从容不迫地走出去，似如从监狱释放了人，喜上眉梢，她对我们说，她回家一定要求父亲送她进洋学堂读书，还说她要去动员平时和她较亲近的几个姑娘一起进洋学堂(这些姑娘就是陈绍均两姐妹和我们姚家的一些姑娘)，不知她怎么向她父亲讲明道理的，后来她真动员了十几个姑娘一起进洋学堂读书去了。
邵督学回县城后，我们又回私塾读书去了。原因从我们一部份男生来说，一方面是家长思想保守，不愿意送儿子进洋学堂；一方面是我们自己不懂得去争取，现在看来是我们当时不如刘平同志的思想解放，直到第二年，由于客观形势所趋，我们才走进大村的洋学堂读书。
二、 敢于向腐朽势力作斗争的勇将
记得我们在高小读书时，有个大学生教师教我们的国语(语文)，他习惯抽大烟、赌钱，性情暴躁，同学们都很讨厌他，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只有敢怒不敢言。这时刘平胸有成竹地对同学们说：“既然大家都认为这个王老师的行为不能为人师表，大家就不要害怕，我们每班选两名学生代表，联名向校长和区公署提出要求撤换这位不能为人师表的老师。只要我们有真实的证据，就可以行动，看看官方的态度如何？”。我们与校长、区长经过几次谈判，因我们确实有依据，他们终于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叫王下台，另派一个国文老师来校。王在离校时说了两包挖苦人的话，因不注意小石子，竟打破了大瓦缸。王走后，区公署就派区员说，俊生来校上课，他一到学校上课，就用言语威胁我们，如他在讲台上说，他是从外面调回古蔺的，还在成都时就听说了小小的大村小学公然胆大妄为，今后不允许再发生这种事，当时我们表面上装作听不懂他的话，但在内心里都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因那个抽大烟赌钱，不能为人师表的腐败分子，终于被我们赶走了。
三、 抗日教亡宣传的尖兵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大村小学的校长由中中共地下党员邱泽仁担任，他的弟弟邱泽义(邱逸生)任教师(地下党员)。他们以教书作为掩护，主要是对学生和青年们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对我们大一点的同学就进行党的方针政策、奋斗目标以及当前抗日救亡的主张等教育，搞得很热闹，可说当时的大村小学真是生气勃勃，成了大村抗日救亡的宣传中心。
在两位邱教师的领导下,万仁摹、王大庸(王玉升)和我本人出面，组织了一个抗日救亡宣传团，办起了一个妇女抗日救亡识字班，把全校学生和大村街上的群众都发动起，搞抗日救亡宣传。刘平、陈绍均就把钟宣娥等十几个青年妇女发动组织起来，让她们晚上参加识字讲授的同时，主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抗日救亡的意义，因妇女们曾经听过红军的宣传教育，所以对她们进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抗日救亡的主张等教育,她们基本上都能接受，也比较容易理解其中的道理。
当时的宣传形式，除了办妇女识字班以外，主要是以四年级以上的学生为主体，鼓动大家一起搞抗日亡宣传活动，学生们每逢赶场天就出去，向群众讲演抗日救亡的意义，出壁报、演文明戏等。
记得有一次以刘平、陈绍均为首(还有男生参加)演出花木兰从军，这在当时可说是哄动了大村。一此封建意识严重的人就在街上乱吼：“而今的世道真不成体统，洋学堂读书的姑娘都成了戏班子里的戏子，今晚正在唱木兰从军的戏”刘平父亲知道后，就说刘平一回家就要打断她的腿，并不准她再去上学。刘平晓得父亲的态度后，就要要求校长去做她父亲的思想工作，然后又亲自把刘平送回家，这一风波才算平息了。在当时这也算又一次战胜了约束妇女的封建礼教。
四、 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山乡里的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在两位邱老师的教育培养下，万仁摹、王大庸先后参加了党组织，万,王二人又培养介绍刘平入党。刘平入党后，搞抗日救亡的积极性就更高了，并且显得更加有胆有谋，她又先后培养介绍接收陈绍均和钟宣娥等入党，这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我们这种大山区里，就有了三个女共产党员，那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上级党组织批示，要扩展抗日救亡宣传运动的影响，要根据《新华日报》的精神来宣讲，就要我们设法推销《新华日报》，所以首先就动员宣传团的团员们，凡是经济条件许可的都有要订一份《新华日报》，并对大家说这报纸除了对抗日救亡情况的报道很真实外，还从理论方面启示人民在国家民族危亡之时，大家应该怎么办，在国共两党中，应该跟着哪一派党走，才能挽救危亡的局面等。这样一动员，我们全团几十个人由六年级同学带头，大部份都订了《新华日报》。我们看后就把报纸夹好，拿到街上热闹地方挂起来，吸引了不少群众来看新闻，真有点抗日救亡的声势。我们那时还在学生中提出了一个口号，即凡是在宣传中碰到不愉快的事情，大家就说：“此路不通，只有去找毛泽东!”
五、 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
我们搞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情况被学校的教务主任曾光前(曾是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知道了,他很反对我们用《新华日报》作为宣传的主要内容.于是他在星期一的周会上(每周期一要开周会,是纪念孙中山先生)说近来我们学校搞抗日救亡宣传是有部题的,一些学生不但自己订《新华日报》看还公然拿到大街上去招揽民众;他还说《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报纸,它的报道宣传都有不真实,看这种报纸是要把同学们引上斜路的,它是毒害人的,.以后不准再看了;并威胁要我们把全部的《新华日报》都拿出来销毁掉.当时大家很不服气就说;“请问曾先生,报纸上主要是宣传抗日救亡,告诉民众日本鬼子在沦陷区如何残害百姓,搞枪光、烧光、杀光等情况,揭露敌人的凶残毒辣,你不同意吗?”刘平接着说:“曾先生,你平时不是教育我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吗?怎么对我们这些今天真正担负起天下兴亡的有责匹夫,又这样反对呢?老师不是教育我们说,当国家民族处在危亡的时候,同学们就要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对民众进行国抗日救亡的宣传,因此我们才搞这些宣传活动的嘛.今天只要学校宣布不许搞抗日救亡活动了,我们就不订报读,也不搞宣传活动了.”接着刘平的话,发言的人越来越多,你一言,我一语,问得他答不上话,只好自己转弯说:“以后少订《新华日报》,多订点其它报纸就行了.”边说边溜走了.当时我们认为是战胜了敌人,后来才知道是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
六、发动学生订阅《新华日报》
曾光前败阵后,就串通区公署派到学校兼我们 六年级地理课的区员刘俊生,让刘出面与我们斗.大约事隔两三天后,刘区员就找住校的几个男生谈话,问班上有多少同学订了《新华日报》,是谁介绍他们订的等.这几个男生是陈献富、刘体坤、刘体勋等人,他们在敌人的威逼下只好说是刘见礼(刘平)动员介绍他们订阅的.刘区员要他们报纸拿出来放在书桌上.当天刘平一进教室,刘区员就在刘平的坐位上叫喊:“见礼同学,你看这些《新华日报》都是你动员介绍他们订的吗?”当时刘平镇静地说;“是我叫他们订的,怎么?是不是不准订阅这种报纸?”刘区员说:“你们是学生,就是不准订这种报纸看.”刘平问:“为什么?”刘区员说:“它是共产党的报纸,写的都是欺骗民众的,特别是你们这些学生最容易中它的毒害,我是你们的老师,要为你们的前途着想,是关心你们才讲这些道理的……”刘平说:“请问,《新华日报》如果是毒害民众的报纸,政府为什么不查封它?为什么要让它出版并发行出卖?为什么要让它到处毒害民众?又为什么不向民众公开宣传《新华日报》的毒害性和欺骗性?如果我们早知道《新华日报》这样坏就不会订它了.”当时刘平故意将声音放得很大,这时进校的同学渐渐多了,一下子教室里人快装满了.区员老师说:“你们应该上课了,这种事情有时间再谈好不好.”他就边说边溜出教室回区公署去了.
他回区署后就把区长搬来找刘平谈话.区长到校长室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校长,并说要找刘平谈话.校长就电刘平去,同学们就知道肯定是刘区长找刘平,于是大家都有跟着一起到校长室.开始官员们不想让学生们进去,但他们哪知道这时已群情激愤,根本阻挡不住大家.记得刘平到校长室就先说:“区长,是你找我有事吗?”区长回答:“是的.”刘平又问:“找我有什么事就说嘛.”区长说:“我想”了解一下你为什么喜欢看《新华日报》,并且还介绍同学们订阅?”刘平答:“我订《新华日报》的原因:第一,这报纸比其它报纸更宜，一个月只要几毛钱就行了；第二,我认为它对沦陷区的报道，从字里行间看得出比较真实，除了这两个原因外别无其他想法”.(区长与刘平的父亲关系较好,双方在谈话的口气上较缓和)，区长又问刘平“你是怎么知道《新华日报》的订报处，是否有人介绍你去订的?”刘平答:“没有人介绍，是参议员李铁梁订的《新华日报》的其它刊物都由我们家帮他转，因他家在乡下,邮差又不下乡，(据说李铁梁原是个共产党员，曾到过苏联，抗日战争初期回到古蔺老家的,好像直接同周来联系，他的报纸刑物等都是《新华日报》社免供应，他又担任了古蔺县的参议员等职务，与刘平家有较好的关系,）有时我就要看看他的报纸，也就知道了报纸的内容、价钱、发行地址，就寄钱去订的，没有谁会绍。我把报纸带到学校来看，同学们都想借去看，我就告诉他们这报纸很便宜，几毛钱就可以订，你们自己去订一份看更方便，然后我把地址告诉他们，有的人就去订了，也说不上什么介绍”。接着刘平又问区长：“国民党中央政府，现在哪里?”区长回答：“当然在重庆嘛.”。刘平就说：“这报纸就在中央政府的眼皮下出版发行，既然准许它发行，我们订来看看就犯了国法吗?请区长把道理给我讲清楚，我们就不订这种报纸看了.”。在刘平与区长舌战时，我们就叫人去告诉了刘平的父亲，说学校发生情况，要他老人家去找区长,区员交涉，我们还故意把事情夸大一些。
这天正是大村逢场，李铁梁也来赶场，正在刘家做客，通报情况的人趁李铁梁在，就把事情说得更严重一些。刘、李两位老人听后，特别是刘平的父亲很气愤，同李商讨对策后，就到了区署,并叫一区丁到学校请刘区长回区署谈话(当时刘平的父亲正好担任区署的调解员,主要调解群众中的民间纠纷)，区长也就借机会说调解员找他有事，这次谈话到此结束，并边说边走出了校门。
区长一进区署，刘平的父亲就很气愤地说：“区长大人，如果你认为我女儿是共产党，就请你把证据拿出来给我看看”。区长马上带着笑容说：“刘老先生，你怎么这样说呢?先向你申明，我找你的女公子谈话，主要是今早上她与刘区员发生误会，引起争吵问题，我决不会认为她在政治方面有什么问题，请老先生不要误会，你我之间的合作向来是很好的，若为这点小事生出枝叶就不好了。”刘老先生说：“区长,你一到大村，我性刘的是处处给你搭台，你却为几个学生娃娃订《新华日报》这点小事就给我难堪，今后还谈什么合作，请问区长，中央政府是否还在同共产党联合抗日?共产党的八路军办事处是否还设在重庆?《新华日报》是否还在重庆出版发行?你先回答这几个问题”。区长说：“现在仍然是联合抗日,共产党的办事处和报社都还在重庆，不过近来共产党有不执行定的行为……” 刘老先生打断区长的话说：“共产党遵不遵守协定，是你们官方的事情，我们老百姓不管这些，我要问的是,你既然肯定地回答了我提出的三个问题，那请问,几个学生娃娃看看共产党的报纸，值得你们如此大惊小怪,闹得全街人都动了.几个学生看一下报纸怎么就成了共产党?就犯了国法?告诉你,我的女儿是未出闺阁的女娃娃,你们这样污蔑她,以后她怎么办?区长,你是我们的父母官，现在就要求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就不要说我姓刘的不认人了…….”区长说：“我再说一次，请你不要发生误会，我决不认为学生看《新华日报》就犯法了，我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情况，因你我在解决地方上的事情方面是合作得很好的，我又认识你的女公子，听以才找她了解情况，决不是认为她有什么问题。”刘老先生长又说：“那为什么不先找我了解呢?你来大村的时间也不短了，未必不了解本地的风地人情?我也再给你说一遍，我女儿是未出闺阁的女娃娃，你们这个问她一阵，那个又问她一阵，又拿不出任何证据，现在怎么办?”区长说：“调解员，我们决不是对女公子和学生们有什么疑问，主要还是从关心他们出发。我说个解决的办法：第一，我现在就向你老人家赔礼道歉：第二，从明天起，刘区员就不去学校任教了，你看这样行吗?”刘老先生说：“区长，我提出的要求是：第一，希望今后不要再发生这类事情：第二，如果今后你们认为学生们特别是我的女儿有什么问题，请先告诉我，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不要轻易把学生当异党份子来审问。”。区长马上申明：“调解员，我真没有把他们看成什么人，的确是关心他们才发生这次误会的。” 我们认为问题的解决能得到这个结果，可算是我们又一次战胜了敌人，应该适可而止，大家就说：“调解员，只要区长承认这次的事情是误会，以后决不再发生这类事情，刘区员也不再到学校来制造事端就行了。” 这时，刘老先生和区长都说：“那你们就回学校上课去吧.”
七、 挣断封建锁链,奔赴革命征途
记得在一九四一年的下学期，我和陈绍均在大村太原林保国民学校任教，一次回家，就在钟宣娥家会见了刘平同志，一方面向她汇报抗日救亡宣传工作的情况；另一方面谈谈教学及生活情况。在谈话间，我发觉刘平面带愁容，与往常不一样，就问：“见礼同志，有什么心事，能否告诉我?” 她说：“可以告诉你，党组织要我立刻到镇龙山去等候，以后要调我远走，我当然很高兴，可你知道我家庭的封建意识很强，要公开离家出走是绝对不可能的，只有采取私自出逃的办法，才有成功的希望。但用此办法，我面前的困难就不少：一方面，既是私逃，就只能夜行，镇龙山八十华里山路，我一个大姑娘夜晚出走若被挡回来，就活不成了；另一方面，这时正是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皖南事变”后，蒋管区全是一片白色恐怖，敌人现在正到处抓捕我们的同志和爱国民主人士，通知我的人说，可能我已上了敌人抓捕的黑名单，因我父亲的关系(刘平的父亲在当地是有点名气的人)，敌人又无足够正据才没有惊动我，组织上曾告诉我，走时一定要秘密行动，世舞同志，你看这种情况，我怎么不发愁呢?” 我立即回答说：“既是这样，我愿意冒险护送你!如你已准备好，今晚就走。” 刘平说：“世舞同志，你这是否戏言?你要知道这次的行动是违反家规家法，触犯封建制度的行为，一定要非常秘密，如果被人发觉，私逃不成，你我都要会付出生命。” 我当机立断地说：“见礼同志，现正是国难当头，蒋介石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像你这样的千金小姐都舍得离家出走，为党为国与敌人拼斗，我是党培养发展的对象，又是抗日救亡宣传团的一员，又有何惧呢?” 我们马上就请钟宣娥同志帮我们去买巴巴灯笼、牛油蜡烛、火柴等作上路的准备。出发时，刘平同志镇静中默默地告别她父母和弟妹们，然后喜中带忧地走出了家门。
周恩来签署的任命书
我护送刘平走的时间，正是严寒的冬天夜晚，路滑泥泞，走时不敢点灯笼，只好慢行穿过河坎，爬上回龙坪的陡坡才开始点灯。可是天公不作美，此夜是寒风阵阵，细雨绵绵，连擦几根火柴都被吹熄了，幸而旁边有一农户可以借火点灯，但又想到在寒冷的夜晚要求人家开门借火的可能性不大，另一方面又怕人家开门时看见刘平同志发生怀疑，我就把牛油蜡烛塞进灯笼里，再把灯笼塞进窗子里喊：“主人家做个好事，请你将蜡烛帮我点燃。” 农户听到“做好事”三个字，马上就起身帮我把蜡烛点燃了。我又对主人家说了些感谢的话，继续上路。当时我们是边走边转身看看背后有无动静。走到镇峰寺时，我看到刘平已是疲乏不堪，衣服 也被雨和泥水浸湿了，还摔了几个跟头，平时比较讲究穿戴的刘平，这时也不管地上如何脏就坐下休息了，刚坐下又听到树林里狼豹的吼叫声，我们吓得根本不敢开腔说话，并且急忙用衣服把灯笼盖着(当时我是穿着中式长衣)。我们休息了一会又继续向前赶路，因怕天亮被人发现挡着，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待我们到达当时人称小陕北的镇龙山联络点时，刚好东方发白，我以获胜的口气对刘平说：“见礼同志，我的护送任务算是胜利地完成了，祝你鹏程万里，前途无量!”刘平马上说：“我要坚定不移地跟着党干革命，同国内外敌人斗争到底，争取全人类的解放，来回报你这次把生命置之度冒险护送我的功劳。” 从此刘平同志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革命征途。
在返回大村的路上，我是很镇静的，但当我要到家时就听人说刘平昨晚离家是我送走的，她父亲已经将我的父亲找去问过话了，并要我父亲把我交给他。这件事在旧社会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怎敢去见我父亲，更不敢去见刘平的父亲，只好逃到乡下舅舅家隐匿起来。记得腊月二十七的那天，地下党员万仁摹、王大庸和未入党的李建中同学提了两块肉和一葫酒来我舅舅家探望我，他们说是提前同我过个早年，在饮酒中,老万递封信给我，介绍我明春去黄华铁厂保国民学校同李建中一道教书去了，根本不敢回家，后来知道了刘平同志的二弟刘见朝也是地下党员，当然我也就高枕无忧地过着教书生活了。
据说后来上级党组织派人将刘平是中共地下党员，和当时为什么要刘平离家出走的真实情况告诉了刘平的父亲，从此，刘老先生不但没有过问我送走刘平的事，他家里还经常住有地下党员和党的中层领导干部，所以我后来不但可以高枕无忧，而且还和刘平的二弟见朝同志一道为党工作，与敌特份子胡克纯等进行真刀真枪的斗争，大力发展党员，壮大革命力量，宣传组织群众抗丁、抗粮;迎接解放等革命活动，屈指已五十六载了。
刘平同志是个坚强的女性，十几岁就跟着共产党干革命，当年干党的地下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搞地下党工作的党员，是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和敌人作你死我活的斗争，这个阶段对女同志来说，在这条战线上和敌人做斗争就更难更艰苦。据长期同刘平同志一起作地下工作的同志说，刘平在地下工作时期，除了能够吃苦耐劳外，在对敌斗争中不但勇敢而且是很机智的。如一九四七年春，他们在云南省威信被捕后，与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斗智斗勇，她引用敌人的但又有利于自己的法律、法令等，问得敌人无理可辩，无言可对，敌人只好提出要求他们找人担保后就释放来下台，从而了结这次事件.。
解放后，刘平同志在“反右”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蒙冤受屈达二十年之久，但在这二十年里，她仍坚持党性原则，每月把她应缴的党费以“布维”的名字如数存入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旁边的银行。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会后，刘平同志的冤案得到召雪平反，她立刻将二十年存入的党费取出来交给了党组织。
刘平同志自一九七八年平反后，就一直在本单位担任离退休党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铁二院老战士协会领导人之一，还兼做家属工作和关心下一代的工作。还积极参加迎接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召开的一切活动，真正做到了周恩来同志教导的“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
我写这篇文章,一是回忆刘平同志参加革命的历史事实，二是为了教育下一代，使他们牢记老一辈为了建立新中国而英勇奋斗的事迹。我本人也以这一回忆录作为向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献礼.。
2015年10月于四川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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