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洁教授观点：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中营造了一个对经济发展相当有利的法律、制度环境，功不可没。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缩小与成熟经济体之间的距离，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两会期间，中国政府宣布2015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7%。这在很多人的意料之中——政府关于“新常态”的说法已有时日。然而，悲观主义者却认为，这个目标其实比现在的实际增长率还高出2-3个百分点。对他们而言，李克强总理强调的今年经济面临的困难，加上政府降息比预期来得快，都说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陷入了重重困境。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年的高增长后，是否会硬着陆？“新常态”下中国的商业环境又将如何？

我们根据对2000多家工业企业的最新调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我们的样本在行业、地区、规模各方面均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2014年确实是困难的一年：投资非常疲软，工业经济整体收缩。我们的产业景气指数在2014年最后两个季度分别为46和48，均低于50的荣枯线（用于计算指数的问题以多项选择方式答题，答案有“上升”、“持平”、“下降”或类似答案。扩散指数的计算方式：反映本季度相对上季度好转的企业百分比+反映本季度相对上季度持平的企业百分比÷0.5。扩散指数在0和100之间，越高代表状况越好，50是扩张和收缩的荣枯线）。该指数反映了企业当前和预期的经营状况以及投资状况。在第四季度，只有8%的企业认为当前是投资的好时机，40%的企业认为时机不好。2014年实际投资持续减少，在最后3个季度进行投资的企业分别只有16%、12%和6%。而在这些企业中，不到一半的企业投资规模高于其总资产的3%——这个投资水平仅相当于折旧。

然而，经济不太可能硬着陆。原因有三：首先，企业经营状况在改善，相应的扩散指数从2014年二季度的55上升到四季度的60；第二，作为产业经济最大挑战的产能过剩，情况在去年底逐渐稳定：回答供大于求的企业从第三季度的49%下降到第四季度的36%，而且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和地区也显著减少；第三，成本上升，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构成了2014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产业经济的第二大挑战，但在第四季度，成本并未进一步上升。

为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政府相继出台多项政策和改革。这其中有短期政策，如财政和货币政策，也有长期政策，如改善经营环境和消费环境。这些政策和改革的作用会有多大呢？

数据表明，需求不足是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58%的企业认为订单不足是制约2015年生产的重要因素。尽管产能过剩的情况在去年第四季度逐渐稳定，但是以绝对标准来说，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是很严重：反映产能过剩的扩散指数在第四季度为67，远超荣枯线50。国内市场产能过剩的情况比海外市场严重，海外市场的扩散指数在第四季度为57。

因此，财政支出在短期内是有效的，因为它可以直接拉动需求。如果财政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让边远地区的20万家庭用上电，那么这样的财政支出也是有意义的。然而，如果政府支出被用来支持产能过剩的产业，就不明智了。

国家发改委提出将通过改善社会福利以降低储蓄率，从而“改善消费环境。”这确实是正确的方向，因为家庭对未来医疗、教育支出的担忧是目前消费的主要障碍。要使经济转变为消费带动型的增长，另一个方面是增加就业岗位，特别是高薪职位。政府对此也有提及，但没有深入讨论。显然这将触及开放一些国有垄断行业，从而鼓励私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而私营企业提供了大多数的就业岗位。

调查得出的一个令人意外的结果是，融资并不是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在2014年，与疲软的投资一致，每季度只有一小部分企业发生新贷款，并且这些企业的数量也在按季度减少。第二季度到第四季度分别有24%、10%和4%的企业发生新贷款。在没有新贷款的企业中，当问及原因时，绝大多数企业（92%-98%）的回答是没有资金需求。另外，企业认为银行的借贷态度总体宽松。在第四季度，44%的企业回答贷款容易，53%回答“一般”，3%回答借贷困难。这些结果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不能振兴实体经济。

李克强总理提交给人大的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创造一个稳定公平的商业环境。我们的调查数据表明，在中国营商的制度环境似乎比人们想象的要好。我们在调查中请企业回答“在经营纠纷中，法律制度会保护您的合同和财产权的可能性为多少？用0-10来衡量，0代表最不可能”。接近80%（79%）的企业给法制环境的评分在7分以上，平均评分为7.7。

有趣的是，虽然高新技术企业给出的平均评分与总体企业相似，为7.5分，但高新技术企业较少给满分。相对于总体样本的11%，高新技术企业给满分的比例为1%。这似乎反映了知识产权难以得到强有力的法律保护。值得一提的是，法律制度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中营造了一个对经济发展相当有利的法律、制度环境，功不可没。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缩小与成熟经济体之间的距离，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那么，何为新常态？我认为它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增速常态化放缓——这是一个既成事实。二是新的增长模式：从投资带动转变为消费、特别是国内消费拉动的增长。新模式要求我们进行结构改革，制定长远政策——这也是希望之所在

文/甘洁

甘洁，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