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山口上的茅台

价格双轨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产物，当供需关系紧张时，这种“特殊商品”高企的市场价便有了寻租空间，比如茅台酒。

电视剧《洪武大案》戏到尾处，年老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叹了一口气：反了一辈子的腐，怎么还是有呢？

同样，12年来，茅台集团内部已是第四轮高管因涉嫌违法被抓捕，且个人担任的职务越来越高，乃至曾揽集团董事长、股份公司董事长于一身。茅台集团屡出腐败的根儿在哪儿？

5月22日，茅台集团的前任领导人袁仁国被“双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紧接着，5月23日晚，最高人民检察院权威发布了这一地方大型国企、一直在资本市场被高度关注的茅台酒缔造者——茅台集团党委原副书记、原董事长、贵州茅台(861.000, -27.00, -3.04%)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贵州茅台，600519.SH）原董事长袁仁国涉嫌受贿，日前已由贵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逮捕决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这一记重拳，终于让一年多前那个周日，贵州省委组织部部长李邑飞深夜“造访”茅台紧急换帅有了明确说法：袁仁国确实出大事了！

彼时，袁仁国还被叫做“同志”，直至今年5月5日，他被免去贵州省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乃至省政协委员职务时。

5月22日，贵州省纪委通报，袁仁国把党和人民赋予的国有企业经营管理权当作个人和家族谋取私利的工具，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且在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十分恶劣，应予严肃处理。

这并不是茅台集团周围第一次风声鹤唳。袁仁国之前，贵州茅台集团及子公司贵州茅台高管落马已多达三位：原贵州茅台总经理乔洪、原茅台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房国兴，原茅台集团党委委员，原贵州茅台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谭定华。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是这四位入牢者的共性；“家族式腐败”，是纪监部门对袁仁国腐败方式的总结。10多年前出事的乔洪，同样涉及其妻、其弟、儿子和茅台之间的涉嫌牟利。

在高速公路修好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去距离贵阳350多公里的“山凹凹”茅台镇，常常要堵上整个白天乃至一天一夜的车。由于早年交通闭塞，镇上大部分家庭都有人在茅台集团，一个家庭甚至有多个成员在茅台酒厂上班。1956年10月1日出生的袁仁国最早住在仁怀茅坝后山。1970年代上半期，茅台酒厂连续十几年亏损，18岁的袁仁国以知青招工的身份进入茅台酒厂。乔洪家族，袁仁国家族，都不是个案。

“内部人控制”现象未决的茅台集团，正坐在火山口上。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反腐至今，供需有着巨大价差的茅台酒配额制依然存在，而茅台集团的外部监管和激励环境依然有待改善。

“特殊商品”

贵州省纪委通报中指出，袁仁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将茅台酒经营权作为拉拢关系、利益交换的工具，进行政治攀附，捞取政治资本；大搞权权、权钱交易，大肆为不法经销商违规从事茅台酒经营提供便利，严重破坏茅台酒营销环境。

卖茅台酒能赚取暴利，连茅台集团的原董事长都不惜参与进去。

这不得不说到茅台酒的价格“双轨制”和商品配额制。

在消费升级和市场的饥饿营销下， 2018年初，茅台酒的出厂价从819元提升至969元，500ml装的53度飞天茅台酒的终端定价从1299元/瓶提至1499元/瓶。

1499元，是贵州茅台厂家要求各省自营店的标价和对经销商专卖店要求执行的市场终端价。

除了厂家要求的市场价1499元外，53度飞天茅台酒还有一个根据供需关系形成的市场价。春节后，飞天茅台酒各地告罄，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4-5月走访北京和重庆两地商超、专卖店，了解的价格大致是1900-2400多元。

5月22日，白酒知名专家晋育峰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事实上，53度500毫升的飞天茅台酒还不止“1499元”和“2000元”这两个价格。

经历过2012年因限制“三公”消费带来的白酒行业调整后，飞天茅台酒出厂价在819元时，曾降低经销商门槛，按进货价格999元发展过一批新的经销商。和819元相比，这批货的进货价溢价22%。那么，当2018年初茅台酒出厂价恢复提升至969元时，按说原先按999元进货的经销商也应该有一定溢价比例的新出厂价。

就按969元的出厂价计算，经销商按1900元每卖出一吨茅台酒，到手的差价足足200万元。

按价格“双轨制”，自营店按厂家标价1499元的这部分货和2000元的市场上的货之间，还有500元的价差。按一吨茅台酒2124瓶计算，又是100万元的新利润。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重庆暗访茅台酒市场时发现，在价格双轨制带来的利益诱惑下，曾发生过自营店的酒被经销商买走后，加价倒卖的现象。

价格双轨制原本指同种商品国家统一定价和市场调节价并存的价格管理制度，主要涉及粮食价格及生产资料价格。这是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的特殊产物，在我国基本和重要物资未达到极大丰富时曾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产生的“官倒”、“倒爷”表明，当供需关系紧张时，这种“特殊商品”高企的市场价便有了寻租空间。

“供需矛盾造成的茅台酒的红利期不会始终持续下去。再过三年，也就是2022年，当茅台酒的年产量到6万吨左右极限时，那时的产能是现在的两倍，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茅台酒的市场紧缺程度。”晋育峰说，何况如五粮液、国窖、洋河等高端品牌也在试图缩小和茅台酒的价格差距。当物资没有那么紧缺时，价格双轨制自然失去了倒买倒卖的机会。

他进一步分析认为，被厂家对市场终端价实行计划指导的茅台酒之所以成为了稀缺商品，主要有三个因素：一是消费升级和消费者的高度信任带来需求与日俱增；二是多年来在茅台品牌建设、故事传播和品牌公关背景下的不断提价；三是茅台酒受产能制约的客观因素。

出资人监管和激励不到位

“出资人的监管不到位是造成茅台集团高管屡发腐败问题的又一个根源。”晋育峰说。

除了袁仁国被免职，一年多来，茅台集团被调查和带走的人接连不断，包括传闻中的贵州茅台集团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聂永。这家贵州最赚钱的企业，一直坐在火山口上。

一系列的人事调整伴随工作组进驻、违纪调查、子公司工作暂停等进行着，茅台集团和子公司贵州茅台度过了跌宕起伏的一年。去年9月20日，茅台集团通过官网对外通报调整了72名同志、提拔任用了180名同志。此前，除李保芳任集团、上市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一肩挑外，加上退休人员，集团的重要领导职务大面积换血。

坊间早有传闻，2015年8月，把在贵阳工作的李保芳从贵州省经信委主任位置调至茅台镇，任茅台集团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对袁的未来走向及处置来说，寓意深远。 同年调来茅台集团的还有原贵州盘江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王焱，贵州省纪委派驻贵州省统计局纪检组组长卓玛才让。

对企业重要领导人的免职前后，造成如此重大的人事变动，晋育峰指出，中纪委的事前监管显得更重要。据他了解，中纪委对中直单位、国务院所属部局全面派驻人员，他建议央企和地方大型骨干企业除企业内部的纪检部门外，也应实行外部派驻，即由中纪委或省纪委部门在企业内部设立常驻部门或人员。

此外，在干部选拔和任免程序上，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曾早年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部分地方由于习惯了对国有传统企业的人事安排，在上市公司人事任免上往往公开性和透明性不够，客观上给上市公司造成了被动。

袁仁国曾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既是茅台集团也是贵州茅台的董事长。其他酒业的人事安排也涉及集团下属上市公司层面。

如今，李保芳也是集茅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贵州茅台董事长兼代总经理五职于一身。去年5月，在他接替袁仁国任茅台集团董事长时，茅台集团党委会会议通过了五大管理委员会（市场营销布局管理委员会、重大投资审查管理委员会、品牌管理委员会、品牌宣传和公共关系管理委员会、生产性物资保障管理委员会）的组建方案。会议要求，五大委员会按照“只作决策性参考、不作决定性意见”的原则，分清职责权限。最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效率、科学决策，防止权力过于集中滋生腐败。

该会议对党委会、董事会和经理层会议间的权责关系进行了阐释：党委会主要就是议大事、定大事，不讨论具体工作。党委会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

在茅台集团为贵州省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政府部门对该集团和贵州茅台中高层的股权激励却迟迟没有推进。

在高管薪酬上，贵州茅台和去年实行了员工持股的五粮液相比，相距甚远。

4月28日，贵州茅台在官网上发布的一份2017年度企业负责人薪酬情况公告引起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公告披露，贵州茅台副总张家齐税前报酬合计为64.65万元，扣除社保、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后，他的报酬为50.48万元。公告还显示，他在关联方领取的税前薪酬为无。

这个薪酬，仅为现在茅台酒经销商多卖一吨茅台酒赚取差价的1/4。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