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井：1001米深处的昨天

 

一条叫做釜溪的河流从自贡城中蜿蜓而过，成为新城区与旧城区的天然分界线。新区大抵是平坦的大道和高耸的楼房，而旧城则满目高高低低的山峦，一派葱茏的绿意。在釜溪河拐了个弧形的沙湾，河面稍显宽阔，一座古色古香的旧建筑昂然立于河岸上。自贡人都称这里为王爷庙，那是一个人尽皆知的地方。

 

凭栏远眺，对岸绿树掩映，桃花庵若隐若现，庵下的石壁上刻着“唤鱼池”三个大字，相传是苏东坡的手迹。今天，这里已成为自贡人熟知的喝茶休闲的最佳去处，很少有人还知道，就是这座建于清朝同治年间的古庙，它曾经和自贡的兴盛息息相关。

 

自贡号称盐都，盐业创造了这座城市鼎盛的花样年华。遥想当年，就在王爷庙脚下的河湾里，千帆竞发，橹声桨影，那些满载着自贡井盐的商船一艘接一艘地从两岸青山的倒影中渐行渐远，出釜溪，入沱江，并在200余里外的泸州进入长江，从而远销到重庆、两湖和江西等地，直到销出了著名的川盐济楚的古老典故。

 

所有的动物中，大概没有别的什么比人更需要盐了，据说逃入深山的喜儿之所以成了白毛女，就是因为她无法补充她年轻美丽的身体所必需的盐份。在整个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自先秦到当代，盐一直作为国家专控商品而存在。因此经营盐――尤其是生产盐，便成为一条致富的捷径，在古代中国，它所产生的利润，可能只有贩毒才能与之相比。

 

王爷庙便是那些从事盐业开采和运输的大款们集资修建的祭祀江神的庙宇。精美的雕梁画栋和至今保存完整的四川已不多见的清代戏剧舞台，以及庭中数人才能合抱的高大黄桷树，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当年的盐业何其兴旺，当年的自贡何等气派。

 

自贡这一城市的命名也充满了盐的滋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座城市其实比四川的所有城市都更年轻。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国民政府下令设置自贡市之前，地图上是找不到自贡这个名称的。那时候，自贡还属于此去30公里外的富顺县。和自贡一样，富顺也是一个因盐而兴的地方，只不过，富顺开采井盐的历史要比自贡为早。宋代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明确记载：“梅泽，本夷人，晋太康元年因猎，见石上有泉，饮之而咸，遂凿石三百尺，盐泉涌出，煎之成盐，居人赖焉。梅死，官立为祠。”

 

晋太康元年，即280年，距今已有1700多年的光阴了。在1700多年前的那一天，这位梅泽先生打猎途中，偶然饮用了从石上流出的泉水，泉水居然是咸的，于是他猜想到地下一定有盐份存在，进而不屈不挠地向地心打了一个300尺的井。卤水出来了，将卤水一煎，盐也就成了。由于梅泽有发现盐泉的功劳，在他死后，官方为他立庙纪念，到了更晚之后，朝廷追封他为金川王、通利侯，成为自贡盐业的始祖和保护神。

 

经史学家们的考证，梅泽发现盐泉并打出第一口盐井的地方，位置在今天的富顺县城盐井街，其遗址依然存在，遗址旁有一株十人也难以合围的黄桷树，古树古井，仿佛犹自诉说着这方土地上盐业所书写的人世沧桑。

 

富顺因盐而富，故在北周时立县名为富世，到了唐代，因避李世民之讳而改作富顺，并沿袭至今。明中期以后，富顺采盐业开始走向没落，而它属下的自流井一带则天车林立，盐井密布，采盐的中心从富顺转移到了自流井。

 

清末民初，自流井盐业走上了巅峰，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的雏形已然形成，整个城市七成以上的居民依靠盐业为生。古老的人工采卤制盐需要大量人力物力，除了直接服务于盐井的工人外，那些间接为盐井服务的则有数倍之多。当时的记载说：“担水之夫约有万”、“行船之夫数倍于担水之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万人”、“为金工、木工、石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油麻者数千家，合得三四十万人。”

 

总之，以采盐为中心，自流井形成了一条庞大的食物链，而食物链的最终端，则是那些采自地下的神奇卤水。著名作家李锐祖籍自流井，他去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银城故事》即以自流井为背景，对上个世纪之交的自贡盐业有颇多生动形象的描述。

 

如此众多的生产人员和当时已领先世界1000年以上的钻井、采盐和烧盐技术，使自贡的盐业发射出了令人惊讶的财富之光。据美国人弗吉尔.哈特于1888年在自贡的调查和推算，当时自贡的井盐年产值高达4940万美元――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是100多年前的美元，换成今天的时价，其价值可能在10多个亿左右，而今天，整个自贡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不过这个数字。

 

哈特还感叹说：“许多木制井架隐隐可见，巍然屹立，这不可想象的中国景观，在帝国其它地方难以见到……”四川政府的统计则表明，自流井盐业的税收占到了全省财税的40%以上。民国期间，科学家竺可桢在他的调查报告中写道：“游子初抵此者，闻各处盐井机械叮当之声，以为身入欧美工厂矣，此在我国罕见而在内地不啻凤毛麟角。”

 

抗战期间，长江中下游被日本占领，海盐无法上运，自流井井盐又一次川盐济楚。为此，1939年，国民政府划出富顺和荣县各一部分土地设立自贡市，而自贡这一名字，则是从自流井和釜溪河对岸的贡井两个地名中各取一字而成。盐兴市兴，自流井在1000多年里一直是属于富顺治下的一个镇子，现在却摇身一变成为管辖富顺和荣县的省辖市，这就是当地人所谓的儿子变成了老子。

 

在自贡，至今还残留着12000余口废弃的盐井，大多数盐井的井口，还保存着几十年乃至百年前的天车。所谓天车，那是每一座盐井井口搭建起的类似于今天的钻井井架的东西，那是一些优质的杉木，质地坚硬，外面再绑着柔韧的竹条，虽然历经几十上百载的风雨玄黄，依然不动声色地伫立在21世纪的夕光与朝雨中。走进它，也就仿佛走进了这座骨子里满是盐味的古城。也许，盐和盐文化赋予自贡的影响，正如一个人的初恋将是他最铭心刻骨的往事一样，它们也无法从自贡的血液里排除，哪怕经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

 

在没有现代钻井技术的近代，每一口盐井都是用人力和畜力再加上极其简单的利用杠杆原理的机械来完成。因此，当我们走近著名的燊海井，我们没法不为祖先的智慧所震惊。这口世界最深的盐井座落于自贡大安区阮家坝山下，该井开钻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历时3年方始凿成。井深1001.42米，既产卤，又产气。

 

当时，卤水自喷量每日约14立方米，并且能日产4800――8000立方米天然气，可供14吨盐的燃烧。据有关资料记载，当燊海井钻成8年后，俄国的谢苗诺夫才于1846年钻成了一口浅井，采出少量井油。再等上21年，美国的狄拉克才于1859年钻成一口21.69米的油井，但只从井里采出了区区1.8吨石油即报废。

 

许多自贡人都曾经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清代中后叶，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迅速上升时期，自贡的大盐商们所拥有的产业之庞大，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比如王三畏家族，拥有的一线工人就多达1200人，这个数字，不要说当时有洋务运动作背景的上海和南通无法相比，就是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美国的大多数工厂相比，也是伯仲之间。但是，令人奇怪而遗憾的是，为什么在自贡盐场这种大生产的条件下，居然没有产生资本主义，而是一直停留在家族式的手工业作坊上呢？或者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自贡盐业的衰落呢？

 

最本质的一点在于井盐开采的高成本。在交通不便的近代和战乱不休的动乱年头，廉价的海盐无法更经济更方便地运抵内地，自贡井盐因而占有巨大的市场。但到了战争结束，交通条件开始改善时，成本极低的海盐顺着长江水道和众多的铁路线溯流而上，对传统的自贡井盐销售区形成了合围之势，而井盐的高成本使它缺少必要的竞争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井盐的萎缩甚至被淘汰出局也就成为必然后果。

 

此外，近现代盐商家族的腐朽生活方式和人生理念也阻止了自贡盐业的深化与发展。我们以大盐商中排在前三甲的李四友家族为例，可以略作说明。

 

李四友家族早在明代开始打井产盐，到了道光年间，由李维基掌门，他与陕西巨商合作开发了7口盐井和3口天然气井，立即从原来的中小型发展到超大型。李维基死后，其侄子李祥庵接任，正值太平军占领南京时期，他利用川盐济楚的大好机会，又将势力扩大了一步，成为当时仅次于王三畏家族的大盐商。

 

君子之泽，三世而斩。到了李祥庵之后的李绍堂时期，这个钟鸣鼎食之家开始走上了不归路。当时，这个家族的钱已多到了连自己也不清楚的地步，于是这个家族的子弟几乎人人捐官，用大把大把的银子换来一个个候补道之类的虚衔。在官场上与人交往时，只要高兴，随时就可以赠人三五万两银子――相当于随手把几百万元钱送人。

 

内江人罗思齐是个最会逢场作戏的家伙，先后在李绍堂之子李笔春手里拿到几十万两赏钱，随即在内江和成都、重庆开了五家当铺，买了上千亩土地。李绍堂的老婆去世时，丧事持续达一个月之久，一个月之内，天天开流水席供人白吃，方圆几十里的人家在那30天里，几乎没有一家烧火作饭。李绍堂作为李氏家族的掌门人，最爱的事情却是吸大烟，而且对大烟特别讲究，必须吸供皇宫的宫烟，而且瘾大无比，每次吸食时，需要三个人为他开烟。如此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一座金山也会坐吃山空，何况是采之有尽的卤水呢？

 

时值今日，以盐而兴的自贡工业门类里，那些和盐沾边的诸如制盐和盐化工，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走向了黄昏，那是一些夕阳工业。辉煌了两个世纪的自贡井盐业也就此走到了尽头。王爷庙成了茶楼和舞厅，釜溪河成了地下水的排污通道，精美绝伦的盐商俱乐部成了盐业历史博物馆。一切都在悄悄地变化着，不论你是否已经感觉得到，这座城市的生活不再直接和盐有关，虽然在他们的骨子里，也许还残留着盐文化时代的烙印：那份豪爽，那份义气，那份虚荣和那份对诗书的崇敬。

 

 

恐龙：侏罗纪的神秘死亡

 

世界上很多惊天动地的发现往往源于不经意的平常之举，比如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秦俑之所以能重现天日，不过是一个挖井的老农民偶然间一锄挖出的结果。与此相仿佛，自贡恐龙公墓的惊世大发现，也不过是当地一个农民修建房屋开挖地基之所获。

 

大山铺是紧邻自贡市区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镇，狭窄的街道两边都是些陈旧的百年老屋，在镇尾，一座外形酷似岩窟的巨型建筑以奇特的面目鹤立鸡群。这就是自贡恐龙博物馆，它既是我国继西安半坡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馆之后修建的又一大型专业性现场博物馆，又是与美国国立恐龙公园、加拿大恐龙公园齐名的世界三大恐龙博物馆之一。

 

时光回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自贡恐龙博物馆还是一片稻浪起伏的农田。1972年，一位姓李的村民在田野里开挖地基修建房屋，挖掘的过程中，农民们连续不断地挖出了一些看上去既像岩石又像骨头的东西。惊恐的村民们以为中了邪，急忙换了地方再挖，可挖来挖去，只要挖下一米多深，地下总有无以计数的这种神秘东西冒出来。幸好，一位在场的村干部有些常识，他将这些后来被确认为是恐龙化石的东西送到了有关部门。于是乎，以大山铺为中心，专家们出土了数量多得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恐龙化石，一个庞大的恐龙公墓在历经了上亿年的岁月之后终于重见天日。

 

其实，这并不是自贡地区第一次发掘出恐龙化石。早在1913年，美国地质学家劳得泊克就在荣县采到了肉食龙的一节股骨和几颗牙齿的化石，它们至今仍然保存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古生物陈列馆里。只不过，像大山铺这样埋藏如此丰富、保存如此完整、品类如此众多的恐龙化石，不仅中国史无前例，世界也没有先例可循。

 

更重要的是，自贡的恐龙化石有不少是科学价值极高的珍品。比如，有亚洲乃至世界都是最早的原始剑龙，有具有过渡性质的蜥脚类恐龙，以及我国最早的翼龙和世界最晚灭绝的迷齿类恐龙。按专家们的说法，“这些化石为研究我国恐龙及古爬行动物的演化规律，发展我国的古生物分类学、埋藏学、生态学、骨骼学、中生代地层学，以及研究四川盆地的古地理、古气候等，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因此，人们形象地称大山铺为恐龙群窟和恐龙公墓。在以出土现场为原址建成的博物馆里，那些远古的庞然大物的遗体被科学地进行了复原，高大的恐龙从侏罗纪一梦至今，在21世纪人类的注视下无言静立。在那1.5亿年前的遥远侏罗纪，这片如今人类活动频繁的城市一定是一些水草丰茂的湖泊，翼龙在天空飞来飞去，霸王龙在森林里徘徊，而大大小小的草食恐龙们在湖沼里懒洋洋地晒着春天的太阳，人类还远在渺不可知的未来等待着横空出世。一切都如此井然有序，这颗蓝色星球显露出了无比的生机与活力。

 

但是，恐龙这个庞大的家族最终却从地球上消失了，只留下了它们并不太多的化石和关于它们消失的亘古之迷。人们在面对这震撼人心的恐龙化石时，往往禁不住就会发出疑问：它们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呀，在自贡其它地方发现的恐龙化石几乎都是零星的，而大山铺却如此集中，形成了一个旷世无双的恐龙公墓，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对此，专家们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其一，原地埋藏论。这是成都地质学院副教授夏文杰等人提出来的。从岩石学特征知道，大山铺恐龙群埋藏在湖滨砂质浅滩环境里，沉积相为河流和湖泊相交替沉积。这说明，恐龙生活在湖滨平原上，后来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死亡后被原地埋藏，所以不但数量丰富，而且保存相对完整。尽管有的恐龙化石是零星埋藏的，但没有明显的磨损迹象。可见，恐龙尸体没有受到洪水的长距离搬运，而是骨架在原地散架后，被流水冲散埋藏下来的。

 

其二，异地埋藏论。这种观点认为，恐龙在别的地方死了以后，尸体被洪水搬运到大山铺地区埋藏下来。它的依据是，在大山铺地区发掘出的上百具恐龙化石当中，有一部分恐龙化石并不完整，经过仔细辨认，这些不完整的恐龙肢体大多被磨损得支离破碎，可见它们是远距离搬运来的。尽管这些不完整的化石并不太多，但也不能排除异地埋藏的可能。

 

其三，综合论。这种观点认为，大山铺恐龙化石群一部分是原地埋藏，另一部分则是异地埋藏。就是说，这个巨大的恐龙墓地是由综合因素形成的。还有，大山铺地区的恐龙化石为什么这么多？为什么脊椎动物化石也集中到一块呢？要理解这种矛盾现象，也只有推测这里是综合因素形成的。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理论容易被大多数人理解和接受。

 

解释了恐龙公墓形成的原因后，人们的第二个疑问接踵而来：这些恐龙到底死于什么原因？是什么样的致命打击使它们集体死亡在那遥远的侏罗纪？对此，几十年来，民间和学界一直议论纷纷，有行星撞击地球之说，有食物锐减之说，有基因裂变之说，等等。近几年，专家们采用孢粉分析、沉积相分析、光谱分析和化学分析等方法，终于得出了目前被认为可能最接近真相的答案：
　　

首先，专家们认为，1.5亿年前的大山铺地区气候温和，茂盛的植物为恐龙动物群的生存和繁殖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而有大量恐龙生息在这里；
　　

其次，通过对恐龙脚印、尾迹，尤其是遗体埋藏特征的分析，可以发现蜥脚类恐龙是群居生活的，同时也是大批死亡的；
　　

第三，恐龙群是由于砷中毒引起暴死才在短期内大量尸体堆积在一起的。据化学分析测定，化石里的砷含量达到了100PPm到160PPm，这是恐龙非正常死亡的直接证据。
　　

那么，又是什么引起恐龙砷中毒而暴死的呢？专家们发现，大山铺恐龙极大部分是草食性恐龙，水和植物是它们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因此，就只能从水和植物这两个方面去找原因。研究的结果证明，恐龙砷中毒不是由于饮水引起的，而是由食物引起的。
　　

人们最后的疑问是，化石里的砷会不会是在它的形成时期才进入骨骼的呢？专家们对恐龙化石和围岩的砷含量作了对比分析，发现围岩里的砷含量极少，而恐龙化石里的砷含量极高。可见，恐龙骨骼里的砷是遗体里原来就有的，不是成岩过程中才渗进去的。

 

然而，尽管专家的解释似乎合情合理，但到底是否触摸到了事实本身，仍然值得怀疑。也许，这种怀疑将永远存在，比如，如果恐龙真的死于集体砷中毒，那它们又是如何中毒的呢？对那1.5亿年前的事件，我们没法制造一只时空飞行器，再次回到温暖迷茫的从前。凡是知识不能抵达的地方，我们惟有依凭我们可贵的想象力，才能遥望那些已经消失的曾行走在大山铺大地上的令人恐怖的身躯们，它们，原本是这颗星球的主人，有着比我们人类漫长得多的岁月。

 

每一个有幸走进恐龙博物馆面对那些高大骨骸的游人，大多会从心里发出造化之神奇与人类之渺小的感叹。是啊，偶在的人类事实上并不比那些智商相当低下的恐龙更具有优越感。当初如果不是那场神秘的灾难让恐龙一下子灭绝了种族，那么今天作为这颗蓝色星球主人的，肯定就是这些庞然大物了，它们是否也会有文学、有艺术、有爱情和政治，甚至还有一本国家地理杂志呢？

 

而几万年几十万年之后，当人类已经从宇宙的纪元中撤退，那些步我们后尘的来者，倘若它们有可能获悉我们曾有过的悲欢与离合，光荣与梦想，存在和虚无，它们将会以何种表情面对存放在它们的博物馆中的人类化石呢？

 

【作平注：本文原发《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上帝为何造四川”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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