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作家卡夫卡写过一部未完成作品《城堡》。土地测量员K受命赴某城上任，不料却受阻于城堡大门外，于是K同城堡当局围绕能否进入城堡之事展开了持久烦琐的拉锯战。

城堡代表了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那儿等级森严，有数不尽的部门和数不尽的官吏，可又有数不尽的文书尘封在那里，长年累月无人过目，得不到处理。面对这座强大的城堡，K很无奈，直到最后也没有进入城堡，也没见到城堡当权者。

作为一部隐喻性作品，《城堡》有着各种各样的解读。其中的一种解读如下：在森严的行政当局面前，在极度官僚主义和窒息人的社会关系面前，在腐败的奥匈帝国统治下，普通人的普通愿望也常常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他们在层层机构的官僚作风下只得窒息而死。

和一般伤害不同，合法性伤害往往会给人这种强烈的窒息感，这才是最要命之处！

四川宜宾小伙刘松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一名吸毒人员，不得不随身携带一份由派出所开具的“非吸毒人员”情况说明，以便随时供人查验。

原来，由于警方信息录入时出错，在公安禁毒数据库中，刘松成为一名“违法人员”。当然，要求任何一个行业永不犯错，那确实过于严苛，而且也不现实。只要犯了错误及时改正，那还是好同志嘛。但接下来派出所的回应则有些出人意料：“基层派出所能录入、调看禁毒信息库数据，但没有修改数据的权限。只有公安部才有修改数据的权限。我们正在层层上报！”而对于数据好久能够恢复，对方表示，还无法给出一个具体时间。

事件中刘松受到了两次伤害。第一次伤害源于派出所的一次失误。而第二次伤害则来自于看不到具体时间的等待“违法人员”数据更正过程中。而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造成刘松第二次的派出所自身并无过错，一切只不过照章办事。这是一种合法性伤害。

传统演义小说不少都有“杀威棒”这一情节。配军到了流放地后，会被先打上几十棍，杀杀气焰。从《隋唐演义》中的秦琼到《水浒传》中的宋江、武松，都曾享受过这一待遇。因杀了嫂嫂潘金莲和西门庆后，武松被刺配孟州。刚到牢里，即有囚徒指点：“好汉，你新到这里，包裹里若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与他时，端的狼狈。”杀威棒落在身上轻还是重，完全取决于贿赂时所给银两的轻重，而这一切，均是在当时的法律名义之下进行。

清康熙朝一位名叫方苞的文学家，因涉一起文字狱，曾经坐过刑部的大牢。出狱后，他在自己的《狱中杂记》一文中，描述过更恐怖的合法性伤害。那就是对即将执行死刑的死囚犯，行刑者会先在门外等候，让他的同伙入狱谈判，索要财物。当时的术语叫“斯罗”。如果犯人富裕，就找他们的亲戚谈。如果犯人穷，就找他们本人谈。他们对凌迟处死的犯人说：顺我，就先刺心，否则把你胳膊腿都卸光了，心还不死。对绞刑犯则说：顺我，一上来就让你断气。否则就缢你三次，再加上别的手段，然后才让你死。而在方苞坐中央监狱过后约300年，一位叫念斌的福建人，坐了8年牢后终被无罪释放。在这8年时间里，念斌竟先后四次被判死刑然后四次被发回重审。如果不是内心足够强大，普通人可能吓都给吓死了。

同样，也是在清代，当时的中产阶级们最怕衙役一种名叫“贼开花”的敲诈、勒索方式了。据说，四川是“贼开花”的发源地，每次抓到盗贼，衙役们就会到这个盗贼的家乡和藏身之地，将“资财殷实”的人全部抓起来。然后用严刑拷打，让盗贼指认这些家境很好的人为自己的同伙。衙役每办一案，就会牵连数家，美其名曰“贼开花”。被牵连的人家，为了避免被判刑，于是只得拿出钱财贿赂衙役，史书记载：“出钱七八千至十数千不等”。等到满足了衙役们的贪欲之后，这些无辜的人才能被释放，这就是所谓的“洗贼名”。“贼开花”方式简单、粗暴但很有成效，并很快就蔓延到了全国。

即使在当下，合法的伤害也并没有完全杜绝。前两天，深圳宝安区有两位女孩逛街时没带身份证，然后就被警察强制传唤。警车上，双方起了一些语言上的冲突。争论中，警察表示，两人已涉嫌妨碍公务。从简单的查验身份证上升至妨碍公务，这种合法性伤害已然发生，而更恐怖的是，根据民警讲述，他还可以将两女孩跟小偷、艾滋病、强盗关到一起。万幸的是，此次事件中更大的合法伤害并未发生。

同样，6月3日这天，一位名叫吴良述的广西律师前往前往南宁青秀区法院立案时，因递交材料拿不到回执，遂前往法院纪检部门投诉。然而，原本是一个要求法院出具回执的事，转眼就变成了法警认为吴良述当时在现场录音录像，在强制检查吴良述手机过程中，律师被放倒在地，胸口被踏上一脚，裤子也被撕破。当然，最后法院果真拿出一份最高人民法院文件并明确，申诉信访场所不允许录音录像。

对普通人来说，合法性伤害某种程度上就是“以法律的名义揍你”，这种痛更深刻，更让人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