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听文物诉说抗战真相

　　本报记者 赵征南

　　在成都以西的安仁小镇，有着“中国民间收藏第一人”之称的樊建川，“为了和平，收藏战争”，已收藏了300多万件中日抗战文物。

　　“建成一百个博物馆，至死方休，这就是我的中国梦。”年近花甲的樊建川仍然在发力。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今年9月3日，建川博物馆抗战系列的新成员——“侵华日军罪行馆”将正式开馆。

　　曾经，他在房地产公司生意风风火火之时断然退出，将一辈子赚的钱都砸进被自己认为“永远不可能赚钱”的博物馆聚落中。在“无底洞”摸爬滚打多年之后，他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在行家们的眼里，“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馆”、“飞虎奇兵馆”……这些颇具“胆量”的创举，使建川抗战系列博物馆已成为全国藏品最丰富的民间抗战博物馆。

　　知青、军人、官员、商人……多次身份转换之后，或许，这是属于他的最后一次创业。

　　近日，樊建川对外公开了部分来自美国的史料，揭示了抗战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优良品质与日军杀害美军士兵的残暴行为。为了一睹这批史料的真容，记者前往建川博物馆，对樊建川进行采访。

抗日收藏缘自军人情结

　　“太忙了。”想和樊建川坐下来好好聊聊非常不易。他的微博更新得特别频繁，几乎每个小时都会有新的状态，这些状态所构成的足迹图显示，樊建川不停地在全国为他的博物馆事业奔忙。

　　在安仁镇，最有名的景点是刘氏庄园，庄园原主人是大地主刘文彩。再往南，便是樊建川的建川博物馆聚落。聚落占地500亩，建筑面积近10万平方米。不过，与大地主庄园游人如织的情景相比，博物馆显得冷清许多。

　　博物馆入口处，第一眼就能看到一个残缺的碉堡，高5米，重达数十吨，是馆内收集到的最大的一个抗战文物。在碉堡残骸之上，八路军战士手持长枪巍然屹立。

　　聚落内有一座幽静的小院，是樊建川的办公室，叫做“忠义堂”。取这个名字，一来樊建川信仰“忠义千秋”，同时也体现了他对老父樊忠义的思念。

　　迷彩服、小平头、黑框眼镜，樊建川给记者的第一印象便是干练。他的秘书常建伟说，樊建川的上一条迷彩裤磨出了很多洞，可他就是坚持穿了数月，一直到上个月才换。回答问题时，樊建川习惯先抽一口烟，迅速吐出来，然后以极快的语速，倾诉他瞬间思考的答案。这种速度，有时快得让坐在他对面的人没有任何思考的时间——对话的主动权始终被他牢牢掌握着。

　　樊建川的办公室挂满书法作品，一幅幅都是那么的血气方刚——“忠”、“义”、“战”、“死”。在这里，梅兰竹菊、春花秋月这些普通收藏家的最爱几乎见不到，因为樊建川只收藏“伤痕”，收藏这个民族遭受过的痛苦记忆。

　　近50年来，樊建川花了不下8亿元收藏了800余万件文物，其中有300万件为抗战文物。他说，把抗战文物当作收藏对象，缘自他的军人情结，他的父亲和岳父都是抗日战士，他自己也有11年的军龄。

　　“我的父辈在面对面的拼杀中亲历抗日战争；我们这代人，从《地道战》、《地雷战》等影视作品中知晓战争；而年轻一代享受着日本的先进科技产品，‘日本鬼子’对他们而言是一个遥远的传说。国耻和光荣一样，都需要国家的每个人去承担，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利用我的收集网络。因此只要有值得收藏的抗战文物，就第一时间前往，这不仅让我实现了愿望，也对社会尽到了责任。”樊建川说。

　　抗战文物收集网络并非局限在国内，还延伸至日本，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被逼的。在国内收藏时，特别是拍卖场，樊建川曾数次失手，他发现有日本收藏家与他争夺文物。“他们比我有钱。后来我想，你来中国买东西，我也能去你们日本买，这‘战术’就是‘反扫荡’嘛。”樊建川说，日本收藏抗战文物的群体主要有三类人组成：中国留学生、开文物店的华侨商人、正义的日本老兵。

　　让樊建川颇为感动的，是一位90多岁的侵华日军老兵，叫盐谷保芳，先后6次来馆捐物，包括军刀、军装、任命书，有的是他自己的，还有从日本各地买的。老人并不富裕，生活来源主要是经营家庭旅馆，但90岁之前都坚持每年来华谢罪，除此之外，他还默默地在中国捐资办学。“看到馆内的雕塑，他站在一旁敬礼，还不停地给雕塑清扫。听说能遇到抗战老兵，他专门准备了礼物——用黑色油漆亲手写的‘谢罪、友好、亲善’标牌。”樊建川记得，在老人88岁蹒跚而来之时，他还带了一张手绘草图，表示愿意塑造自己的跪像，永远谢罪。

为建馆，变卖家当

　　在投身博物馆事业之前，樊建川曾先后拥有两个身份——宜宾市副市长、建川房产公司老总，每一次“转身”都会引来热议，但一路走来，他从未后悔。

　　“我觉得嘴巴太快不适合做官，而且当时公务员收入低，又处在偏远的宜宾，不适合收藏事业，因此决定辞职下海。”樊建川说，“那是1993年，很多人不理解我辞任市长，《宜宾日报》还发了文章，叫《市长辞职众说纷纭》。其实我做辞官的决定比三医大转业还轻松，转业工资下降，还从大城市来到小城市；我辞官为了向上走，去收入更高的大城市发展，守着铁饭碗没有意义。”

　　做回“凡人”，樊建川先来到一家港资房地产企业打工，每月工资从当副市长时的300元提高到3000元，一个月后更是涨到了8000元。1994年，他和朋友凑了一百多万元另起炉灶，又借了一千多万贷款买地造房子。到2001年，樊建川的房地产公司已经做到了四川省前十的位置。

　　无论是作为官员还是商人，樊建川的收藏一直没有停止。1999年，樊建川申请成立建川博物馆，但当时，他只是为了以博物馆的名义购买文物，避免一些法律上的纠纷。

　　那时他内心的想法还是“博物馆是神圣的，高不可攀，我怎么可能建一个呢”。

　　直到2001年，樊建川将他的宝贝第一次搬到了北京办展览，嘉宾的赞许让他有了底气。“卢沟桥纪念馆馆长、中国军事博物馆馆长，还有国家文物局领导看到我的收藏都‘惊’到了。他们没想到，民间收藏可以有这么高的水平。”樊建川说，他原本的计划就是最后将收藏捐给某家博物馆，但既然自己的展品绝不比别人差，不如做大点，自己建个博物馆。

　　在房地产发展的黄金期，退出赚钱的市场，转而将十几亿投到烧钱的博物馆业，不留后路，这是什么样的决断？

　　“四川数千家房地产开发商，少我一个没关系。可中国十几亿人中必须有一部分人去承担责任，考虑一些更为长远的事情。我有点蠢，觉得这个事该我干，我能干。”很快，作为控股人的樊建川说服了其他股东。

　　为了让博物馆落户，樊建川先去了大城市要地皮，可没人相信他们会用500亩地建博物馆。“有人猜测我会用20亩建博物馆，剩下四百多亩搞房地产”。2003年，大邑县站了出来，同意让博物馆落户安仁。选择安仁，更因为它是川军抗战名将刘湘、刘文辉的故乡。

　　樊建川正准备大干一场，这时，意外发生了，原先的合作伙伴，当地的国资部门选择退出。“国有资产必须保值增值。2003年的安仁镇，黑灯瞎火，成都过来要两个多小时，他们觉得没有希望赚钱，就撤资了，”当时已开始挖地掘土，不可能再停下来，樊建川急啊，不得已，为了填补近亿元的缺口，他将成都武侯区的办公楼折价卖出，将手中的加油站、车库全卖了，确保项目建设继续进行。

　　“要在2005年8月15日开馆，完全是拼了命在做。当时估计除了他自己，没人相信能建得起来，可现在所有人都不得不信。没有他，就没有这个馆。”建川博物馆聚落策划部负责人黄毅认为，樊建川的魅力在于雷厉风行，说到做到。

　　樊建川始终认为，在他的人生经历中，没有什么比部队生涯更能给自己留下的印记更深刻，吃苦、耐性、刚毅、简朴、服从，这些军人的气质构成了樊建川最大的特点；在选择下属时，是否当过兵也是一个重要的参照条件。目前在樊建川的身边，很多男性下属都曾是军人。

　　那是樊建川一生中最忙的九个月，建好房子还要处理陈列、布展、灯光、安防。他在每一个在建馆工地都立起倒计时木牌，白天“骂人”，死缠烂打；晚上就在身下垫些纸板，睡在工地上。年三十晚上，他会陪着执勤保安一起在寒风中站岗，同甘共苦。最终，“蛮干”的樊建川赢了。

做一流没戏，只能做第一

　　樊建川不喜欢别人叫他“馆长”，他喜欢“馆主”这个称谓。他认为前者只是CEO，是一个代理人；后者是一个所有者，是博物馆的思考者。“我要按照自己的理念来展示，每个博物馆都表明了我的态度。”在他的心中，建川博物馆决不能做一流的项目，一个民间博物馆做一流项目就是浪费时间，一定要做第一，历史含量、文化创意的第一。

　　从入口一直往前，有5000多面排成V字形的老兵手印墙，每座手印墙宽一米二，高两米六，用半透明的玻璃制作。主色调是血红色。“有朝一日，这些日本侵华的见证人都会撒手人间，这让我充满紧迫感，有的手印我甚至追到太平间去取。希望能集满万枚手印，以此见证中华民族齐力抗战的历史。”樊建川说。

　　樊建川的抗战文物收藏激情，是被《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点燃的。电影中，川军师长王铭章浑身是血，仍念奋勇杀敌。至今，樊建川最喜欢的一句话还是王师长的临终遗言：“我死在这里很痛快”。

　　“刘湘临终前说，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一日誓不还乡。”作为一个四川人，樊建川希望让世人了解川军和整个四川在抗战中的悲壮历史。“川军不仅仅是打内战的地方军阀，在安仁将领刘湘、刘文辉的带领下，30万将士出川抗日，300万壮丁奔赴前线，其中26万人血染疆场。”樊建川介绍，在川军馆，有一面“死字旗”——一面白布，中间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那是1937年，川民王者成送给即将出征儿子的，不是平安祝福，而是以死激励，勉励其保家卫国，誓死与共。这体现了四川人民在民族危亡之时，识大义，重大节。

　　近日，建川博物馆公布了一批由美国情报人员希尔少校的后人捐赠的史料。其中非常珍贵的一件是1944年延安八路军总部绘制的各军布置图，此图当时就被美空军列为机密；还有一份标注为“秘密”的《美军飞行员华北地区避难须知》，是1945年6月1日由美国战争部印发的重要文件，如今为国家一级文物。文件以图例和字母详细标明了八路军和新四军两支军队的手势和发音，“你想去黄河以北的第十八集团军，伸出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同时把其他手指收在手掌里。而如果想到新四军去，伸出四根手指就行了……一般而言，共产党军队的士气高昂。他们知道为谁而战，同时他们也清楚敌人是野蛮成性的日本军队。他们军纪严明、令出必行，长官与普通士兵友好无间。”

　　目前，这批文物陈列于“飞虎奇兵馆”，这是中国唯一一个“援华美军馆”。在这里，按照中国传统礼俗，248名飞虎队员的照片烧铸成瓷板像，高高挂在一面墙上，供人瞻仰。樊建川清楚地记得，2004年，陈纳德遗孀陈香梅女士来馆参观后，放声高唱《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做这些第一，阻力一直都在。有的馆，他的计划经历了22次审批才得以通过，最后还是通过“预展”的接口“硬上”。随着时代的变化，展览慢慢地“风平浪静”。

　　与“中流砥柱”馆相比，正面战场馆的建筑规模略小。这里陈列着大量国家一级文物，有与国民党军队将领相关的，包括蒋介石赠予庐山受训军官的“庐山受训”瓷壶、冯玉祥在重庆居住期间使用的“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瓷花盆；有普通士兵缴获的战利品“日军战车履带”；还有普通百姓的愤慨——在壁毯中，一支国军钢枪直插日本军旗，表达了藏族同胞对侵华日军的深仇大恨。

　　樊建川收集的国家一级抗战文物有上百件，其他民间收藏家很难做到：一是樊建川收集文物时注重重大历史价值；二是一级文物不能买卖流通，无法估值盈利，所以很多人不愿去碰。

　　“战俘”博物馆，也是建川博物馆首开先河去建的。父亲樊忠义1940年加入晋绥军抗日，3年后在掩护战友撤退时被俘，然后在伪军的矿井护卫队当了一阵子兵，直到1944年被八路军俘虏后参加了革命，父亲被俘期间遭受三重痛苦，敌方的残暴折磨、我方的鄙视误解，以及深深的自责和懊悔。所以樊建川对战俘的命运特别关注。他坚持自己设计“战俘馆”，并提出了“抗俘”的概念，这个概念在“战俘馆”出口处女八路成本华的笑容上体现得特别明显。“作为一名指挥官，她被日军俘虏并受到凌辱，但她一直保持着微笑，充满对敌人的不屑，她就是要舍生取义。这种笑容能激励民族向上，令人肃然起敬。”他说。

应对民间博物馆更多扶持

　　在下属们看来，樊建川这几年老了很多，跟当年初创时相比，精力、冲劲明显下降。对此，樊建川认为：“精力下降是肯定的。至于冲劲嘛，可能是过去什么都不懂，顾虑的较少，做久了考虑的也多了。就比如‘汉奸馆’，我过去一直觉得应该对‘二鬼子’进行清算，顶着争议筹备。但现在，自己觉得要更慎重了。”

　　现在最让他期待的，是第26座博物馆的开馆。9月3日，由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矶崎新设计的“侵华日军罪行馆”就将开放。该馆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展示了1931年到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对我国的殖民统治、资源掠夺以及惨绝人寰的屠杀等累累罪行。侵华物证均是日军物证，自证其罪，这也是该展馆最大的特点。

　　“该馆仍在建设之中，7月7日前完成布展，我已经想好了陈列形式。进口的斜坡上1000多个日军钢盔一直延伸到对面的墙上，这将突出侵略者的来势汹汹。出口处将设计一组群雕，一队打着绷带、拄着拐杖、捧着骨灰盒的日本兵，溃不成军，周围则是欢庆的中国军民。额楣铸字‘还我河山’。”樊建川说。

　　在罪行馆的建设中，樊建川首次采用了众筹的形式，在淘宝网上预售纪念门票，款项将全部用于“日本侵华罪行馆”的陈列布展和补充文物，但目前的成交记录只有10件。“等等吧，民众对博物馆、对历史的忽视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改变的。”樊建川不无遗憾地说。

　　来到安仁后，由于樊建川将重心全部转移到博物馆上，原先的房产公司已少有业务，钱花完了怎么办？这是樊建川急需思考的问题，他之所以要建成聚落，实际上部分考虑了旅游开发的问题。20多座博物馆，一天肯定看不完，他要将游客留在安仁，而不是看一眼就走。他卖字，采访当天还写下了抗联烈士遗言；他卖书，《一个人的抗战》、《大馆奴》叫好不断，他还卖唱，制作专辑《嘹亮》，“我的专辑还是有人买的，在上海还出现了盗版。”樊建川还计划输出创意，为别人建博物馆提供经验。

　　樊建川说，“像素越高，画面越清晰，文物就是历史的像素。”他的梦想是完成一百个博物馆。“建川博物馆聚落快有30个博物馆了，计划中的‘改革开放30年纪念馆’，一年一个也是30个，再加上雅安的20个‘西康往事’，总共有80个博物馆。目前看来，梦想完成的可能性很大。”樊建川觉得，他“一个人的抗战”算是对父亲的一个补偿。“当年我没有继续当兵，而是当了政工干部，后来又转业，父亲感到非常可惜。父亲从抗日战争打到抗美援朝，很希望我也有机会上战场做一个战斗的士兵，但我最终没有做到。”他说。

　　尽管博物馆是樊建川倾其所有建起来的，但他从来没有把博物馆看做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近年来，他已向中国军事博物馆、哈尔滨731纪念馆等地捐出了2000多件文物。樊建川始终认为，自己只是社会财富的暂时看护者，文物更应该在需要它们的地方。

　　樊建川早就定下了建川博物馆的未来。他已经和妻子一起立了遗赠书，表示将在二人离世后无条件地把它捐赠给成都市人民政府。“我把它交给政府，政府或许不会再扩建，但一定可以把它守护好。我对女儿说，以后她去参观，同样也要买票。”他说。

　　目前，博物馆实行的是100元的通票，樊建川认为值。“建川博物馆2005年开馆时只有7座抗战主题场馆，门票即为100元，而今天已经建成开放了抗战等四大系列20余座场馆，票价不变，每个馆平均下来才几元钱。”他说。

　　不过，仍有游客认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还要收费，明显是不合理的。但樊建川有他的苦衷。“免费当然是个好提议，可以让更多的人铭记历史。但与公共博物馆不同，民营博物馆没有国家财政的拨付，生存是头等大事。2005年开馆后，一开始全天也卖不掉一张票，我的下属为了让我高兴点，都说愿意自己买一张。情况慢慢在好转，2010年实现了收支平衡。可现在开馆成本包括水电费、人工费等，一天就要10万元，要是没了门票收入，博物馆很难活下去。”樊建川说，按照现在法律的规定，国家办的博物馆登记性质是“事业”，私人办的是“民办非企业”，性质上的差异带来的是政策上的天壤之别。即使私人博物馆比公共博物馆办得好，在供地、税收、贷款、培训、补贴等方面也被远远地甩开。

　　他呼吁，民间博物馆开办本就不易，国家应给予更大的支持，至少在各项政策上近似公共博物馆。“民间博物馆可以做很多国家想做却做不了的事情。未来，通过民间和政府的联动，尽快让博物馆休闲成为市民的一种主要休闲方式。”樊建川说，“只有这样，国人对历史纪念不感兴趣的习惯才会慢慢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