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影响中国历史的54天。

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两种力量在一个边远闭塞的地方狭路相逢。风云突变，一波三折。个人、时代和国家的命运富于戏剧性地起承转合。

这，就是名闻中外的四渡赤水。

决定中央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命运的四渡赤水，其中的第一、第二和第四渡，均发生在古蔺境内。1935年的将近两个月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林彪这些彪炳史册的大人物，在古蔺崎岖的大山和破烂的城镇中往来穿梭，带领一支已从出发时8万人减员到两万人的疲惫之师，游走于国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古蔺是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结合部的边陲小县。在这里，大娄山起伏绵延，赤水河纵横奔流，天高地迥，风殊俗异。波诡云谲的中国现代史，却将一大批影响深及未来的精英人物，集合到了这片小小的弹丸之地。

许多年过去了，当我顺着历史的线索来到这片千山耸峙，万木参天的大地，那年那月的记忆依然清晰可辩。
 

云庄。曾经的古堡和小学，业已遗弃。

 

云庄

 

云庄是古蔺县境内最大的地主庄园，系大地主曾庶藩、曾光鲁所建。庄园有庄院48栋，沿庄筑有厚5尺宽两丈的围墙，墙上每5步设一垛子，可供两位士兵射击，庄墙外是宽一丈深5尺的护城河，4座大门均用铁板加固，东门――也就是正大门――设有土炮两门。

曾氏兄弟手下有多达300余人的家丁。1935年2月初，当红军一渡赤水兵分数路横穿古蔺深入到鸡鸣三省的扎西一带休整时，曾氏兄弟不仅阻击红军偏师，还搜杀了数名掉队的红军伤病员。

2月中旬，红军自扎西返回古蔺，其中，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驻扎于附近的回龙场。在获知曾氏兄弟的恶行后，红三军团派出两个连包围云庄。一场激战后，曾氏兄弟化装潜逃，女管家被击毙，大管家王显章被俘。之后，红军将云庄的所有财产分给了当地民众，并处决了王显章。

云庄位于两列相向的大山中间的半山腰，是一片相对开阔的台地。如今的云庄早就没有了曾经的48栋庄院的恢宏与庞大，但保存至今的一部分围墙，仍可看出它固若金汤的过去。

后来的很多年里，云庄都是一所小学的校址。前几年，这所小学停办了，剩下几间空荡荡的教室和办公室，以及操场上一个孤苦伶仃的篮球架和几张石砌的乒乓球桌。

在一间看上去像校办的房子门前，一块黑板上还能看到“第□周值周教师”之类的字样，而办公室的门柱上犹有一副褪色的对联，上联是：素质教育□九洲，下联是：辉煌历史□千古。

在一面长满了杂草和灌木的围墙上，既能看到庄园初建时刻划在石头上的浮雕，也能看到作为小学时期写上去的“严禁下河塘洗澡”的标语。

走出云庄大门，对面是一线沉沉远去的大山，尔后是将对面那列大山和庄园背后那列大山区分开来的深谷，深谷里，有一条小溪流过，接着是一片难得的平坝。当年曾氏家族选择在这样一个前有照后有靠的地方修建庄园，的确是有眼光的。如今，云庄门前的那块平坝上种满了烤烟和青菜，它们在十一月底的山风中，依然保持着动人的青翠。

山里的黄昏如同潮汐，来得格外迅猛，刚才还能看到一轮又大又圆的太阳悬挂在山梁上，在云庄里转了两圈，太阳便下山了，倦鸟投林的暮色中，我们离开了云庄。风很急，吹得山路两旁收获后残留在地里的玉米杆沙沙作响，偶尔有一两株高大的柿子树立在玉米地里，树上挂着一些没有采摘的柿子，红红的，弱弱的，像是一些即将被夜色和山风吹灭的小灯笼。
 

赤水河畔的二郎镇

 

二郎镇

 

在赤水河流域，难以寻找到足够宽阔的平坝和盆地建设城镇，因此那些沿河分布的城镇，无不因陋就简，依山就势，从最底层快靠近河谷的地方，一层层地沿着陡峭的坡面台地往上修建。

从高处看，整座镇子就像斜靠在大山的怀抱里；从远处看，镇子里那些灰白的房屋，就像秋天时飘落在山岩上的一片片落叶，让人担心秋风乍起，就会将它们一一吹落到几百米深处的赤水河中。

如今以出产郎酒而闻名的二郎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渡赤水期间，红三军团的任务是攻占二郎镇渡口并东渡。红三军团于18日傍晚控制赤水河西岸的二郎滩时，黔军犹国材部副师长魏金荣同时也指挥两个团驰援而来，企图凭借高山与赤水河阻止红军渡河。

红三军团十三团只找到了三条小船，每船一次最多能渡30人，且由于河流湍急，来回一次需要很长时间，团长彭雪枫焦急万分，仍然下令强渡。

幸运的是，当红军正在强渡时，赤水河东岸的贵州山岭上传来激烈的交火声，原来是当地的一支游击队赶来助战。红三军团渡过两个营后，即从河谷向半山腰的黔军发起攻击。

彭雪枫鼓励战士们说，这是背水一战，又是向上仰攻，不进则败。要勇猛冲锋，把敌人打垮。到第二天清晨，红军击败黔军，顺利控制了二郎镇两岸渡口。这就是四渡赤水中著名的二郎滩背水一战。

二渡赤水期间，红军供给部没收了军阀侯之担控制的德谦裕盐号，盐仓里，雪白的盐巴堆积如山，足有五六十万斤之多。如此之多的食盐红军自然无法带走，于是就地分给了当地居民。

红军开仓赈盐的义举，无疑是一种最具说服力的宣传和鼓动。许多年后，二郎镇上的老人们还依稀记得童年时发生的那场天翻地覆的巨变。

侯之担本是黔军将领，当时是二十五军副军长，表面上服从贵州省主席、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实则拥兵自重，割据赤水、仁怀和习水数县，同时也是以军权作后盾的大盐商之一。剿共失败后，侯之担被撤职入狱，1938年释放后，居住在与古蔺一水之隔的赤水县。

1949年江山鼎革之际，侯不识时务地出任川南边区反共自卫救国军总指挥。1950年9月28日在四川泸县被俘，三个月后在他熟悉的赤水被枪决。侯之担字铁肩，他的名和字显然取自于明朝嘉靖时期南京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一人生箴言。

可惜了一个好名字。
 

镇龙山的老房子

 

镇龙山

 

红军三渡赤水进入古蔺境内后，再次摆出了准备北渡长江的架式。但三渡到四渡之间，中央红军只在古蔺停留了4天时间。其间，红一军团以一个团伪装成主力，由古蔺大村下马田出发，经正峰寺、朝阳寺向古蔺县城方向挺进。在镇龙山与国军遭遇并发动猛攻，一举攻占镇龙山。

镇龙山今名龙山，它既是红军当年征战过的古镇，也是古蔺地下党活动的重要地区。上世纪30年代，著名诗人、创造社成员邓均吾曾出任中共古蔺县委书记。龙山即邓均梧老家――经人指点，我找到了邓均梧老家所在地，现在已是一家卫生院的病房。

清末及民国年间，龙山因地处偏僻，民风剽悍，村民多种植罂粟，鸦片几近泛滥。清末诗人有《竹枝词》为证：

鲤鱼背上镇龙场，
罂粟花开陌路香。
闻道陕西烟市好，
大家收抢过江阳。

 

整个龙山镇依山就势，一条主街从山下直趋山顶，街面坡度之大，此前我几乎从未见过――不是四驱的越野车，估计很难爬上坡顶。逢场时，街面人头攒动，从较低的远处望过去，赶集的乡民像是一层层地重叠在一起。

在红军来到镇龙山之前，古蔺地下党在镇龙山组织有红军朋友会，在得知红军再入蔺境之后，立即开展宣传，仅镇龙山一地，就扩红两个连。

在古蔺的几十个乡镇中，龙山是留下红军踪迹最多的地方，而关于红军当年的诸多生动细节，至今还为人津津乐道。

红军渡过赤水进入古蔺境内并来到龙山时，龙山居民曾卫民是个15岁的少年。几十年后，当年的亲历依然历历在目。

据曾卫民回忆说，在中央红军占领遵义之后，与贵州毗邻的古蔺便弥漫着一种紧张气氛，国军到处派粮派款，修筑碉堡，地方加紧训练民团，并进行大量反共宣传。在一般居民心中，从遥远的江西打过来的红军不仅烧杀抢无恶不作，而且还实现共妻共夫。尽管不少人将信将疑，但仍然弄然人心惶惶。

惶惑之中，甲戌年腊月尾上，贵州军阀侯之担的残兵败将退到龙山，不久又撤走。几天后的腊月二十六下午，红军的先头部队到达龙山。

曾卫民记得，红军身着黑色的军服，头戴嵌有五角星的黑帽子，肩上扛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红军沿途向警惕围观张望的居民宣传，大声高喊“我们红军是穷苦人民的军队，是北上抗日的武装。我们红军是公买公卖的军队。请把门户打开。”

红军大队人马进驻到龙山，但红军将士并没有轻易走进居民的院落，而是三三两两地坐在屋檐下休息。吃饭时，曾卫民跑出去到处看热闹，他 发现红军将士把盛在粮袋里的冷饭倒进瓷缸，向居民要一点凉水泡着吃。

曾卫民回到家里告诉家人，红军很好，不像白军。镇上居民纷纷打消了疑虑，打开门板照常做生意。

曾卫民家是开小面馆的，不少红军将士到他家的面馆吃面，态度和气，该付多少就付多少。

有天，一位红军士兵手里拿着两枚铜板来到面馆，问曾卫民的哥哥多少钱一碗？曾的哥哥回答说三个铜板。

这个红军士兵看了看手里的两个铜板，扭头就走。曾的哥哥忙说，可以吃，可以吃。但红军士兵没再回头。

有天晚上，夜已深了，有位红军士兵来敲曾家的门，想买东西吃，因见无人答应，便用力推门，不想把门栓给掀断了。但曾家人仍然没有察觉，这个红军只得悄然离去。

第二天早晨，曾家正在为门栓断了而纳闷时，一个红军拿了些铜板找上门来，说了一通曾家人听不通的江西话，把铜板塞到曾的祖母手里。曾的曾母摸不着头脑，不肯要，那个红军便指着断了的门栓，曾家人才明白了红军的意思，再三推辞，但红军坚持要给，曾的祖母只得收下。

在龙山镇如今已显得有些破落的老街上，通过一位当地朋友的指点，我还找到了三座房子，它们一座虽然保存完好，但已无人居住，一座则是从前从地主手里没收过来改建的粮站库房及员工住宅，已经完全成了行将倒塌的危房，还有一座经过改造后，由于地处闹市，目前是一家生意兴隆的商店。

这三座建筑原来的主人，分别是郎酒集团总经理蒋先玉、泸州老窖股份公司总经理张良和郎酒集团副总经理李明政。一条短短的百米长的小街上，居然出了三个名酒企业的高管，不知该归功于龙山的风水，还是归功于古蔺多美酒？
 

鱼化乡的小石笋
 

鱼化

 

鱼化是位于古蔺中部的一个小乡镇。与相邻的龙山由于地下有丰富的煤碳资源而显得十分兴旺不一样，相距只有几公里的鱼化未免有些落寞。

一条狭窄的主街同时也是古蔺通往贵州的干线公路。刚下过小雨，原本就泥泞不堪的街道被来往的汽车碾压后，显得更加零乱肮脏，天寒风急，大多数商铺都半掩着门，街上空荡荡的，偶尔有一两个行人，也裹紧了大衣急匆匆地走过。在乡政府，几个工作人员正围着火盆烤火。

到鱼化乡，是为了寻访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共产党高级领导的住地旧址。工作人员很热情，立即为我们指明了路线。在小小的乡场外，顺着一条更小的公路前行两三百米，就来到了秋收后空旷的田野。

在场尾，从一栋标明阳光幼儿园的小楼里，传来了孩子们奶声奶气的歌唱：“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而就在幼儿园门前的公路上方，拉着一条红布，红布上是一行白色的标语。

中国是一个很重视标语的国家，这个传统从红军时代就有了，当年红军在古蔺活动时，毛泽东就曾经指示红三军团政委李富春，要他带着总政治部宣传队，在古蔺至叙永地区，到处张贴标语，大造声势。

如今的古蔺境内，红军当年留下的标语还寻常可见，至于今天所张贴的标语，则更加比比皆是。不过，阳光幼儿园门前的这条标语有些特别，它不像我此前看到过的标语一样是由政府部门或者说公家张贴的，而是私人张贴的，张贴的内容也很有趣：“恭祝熊达县、张本学为男熊云完婚喜典。”

原来，是当地一对叫熊达云和张本学的夫妇，为他们的儿子熊云举行了婚礼，于是，落款上写明的熊氏家族便出面为之道喜。道喜是常事，但像这样庄重地用大红标语的形式广而告之，在他处却从来没见到过。

后来，在鱼化的另外一些地方，又见到了内容相仿的标语，只不过祝福者和被祝福者的名字不一样，祝福的内容不一样――有祝贺完婚的，有祝贺庆生的。

就在阳光幼儿园前面不到100米的路边，有一块长方形的石碑，碑上是几个红色的大字：鱼化红军村。这块碑是由泸州市人民政府立的。原来，被命名为红军村的是鱼化乡下属的鱼丰村三社。其原因，自然是当年毛泽东和朱德曾在此驻留数日。

在红军村纪念碑左侧，是两列小山之间的一个平坝。平坝上有一条小溪流过，小溪旁，一家酒坊里传来酒糟的刺鼻滋味。从旁边一条四处长满野菊花的小路攀上大半山，山坳里有一座已经破败不堪的老屋，那就是毛泽东曾住过３天的姜家。

姜家如今已搬到更高处的另一座房子居住。毛泽东曾住过的是姜家的老屋，姜大爷说以前是个挺大的院子，但现在只有一排正房了－－其实正房也只有一间还基本保存完好，另外两间已经墙倾瓦覆，屋子里长满杂草，而惟一相对完好的那一间，也早就没有住人，而是改作了猪圈。

门前堆着一大堆南瓜，一个老人正在忙着给猪们备食。两只黄色的土鸡在一旁的草丛里觅食，一些淡淡的烟岚从山沟里升上来。

1935年3月，红军三渡赤水后，由黔境复入古蔺，在鱼化，当时叫鱼岔，停留了３天。毛泽东及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条山沟两边的半山上。从姜家大院望过去，几百米开外的对面山坡上，有一处绿竹掩映的老房子，那就是当年朱德曾住过的地方。

红军在鱼化扩红时，不少鱼化青年加入了红军队伍。其中华丰村的高子贵和人和村的徐柏生是其中的佼佼者：前者后来任国家民航101厂党委书记，后者后来任空军某师政委。

据地方文史工作者的统计，红军四渡赤水逗留于古蔺期间，古蔺一共有800余人加入了红军。这800古蔺子弟，大多一去不返，他们在此后的风雨征途中，要么阵亡于战场，要么掉队于异乡。

在鱼化三叉路一带，岩峰高耸于田野边上，在一块陡峭的岩石上，平放着一方略似人头的巨石，看上去头重脚轻，似乎随时都可能被风吹倒。但千百年来，它一直稳如泰山。这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特征：石笋。

毛泽东途经这里时，笑着问他身旁的警卫员陈昌奉：“陈昌奉，你看岩尖上那块大石为啥没掉下地来？”陈昌奉无以应答，毛则笑了笑，没说话。

1976年，已是武汉军区副参谋长的陈昌奉故地重游，他又重见了那块高高在上的石头，他对随行的人讲了毛泽东当年的询问，并感慨地说：“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大石头还是没有掉下来。”
 

太平镇四渡赤水纪念馆

 

太平镇

 

太平镇的老街从渡口沿坡而上，街道曲折蜿蜒，偶尔有一株上百年树龄的高大黄葛树立在街头，大片浓荫庇护着大片的青瓦木楼。当年，红军就从这青石板街道上走过。

老年人的记忆里，现在的老街和当年的太平渡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如果一定要说有的话，那就是黄葛树更加苍劲，青石板更加古老，一些从前做过盐仓的房屋，屋角的基石由于昔年盐份的浸蚀而呈现出的白色，正在加速它的衰老。

年近90岁的车大爷是见过红军先生并和他们直接打过交道的古镇老人之一。在车大爷的记忆里，当年红军为了二渡赤水到太平渡时，他还是个几岁的孩子，他家就住在老街上，家里摆了一个卖小吃的摊子。

那天清晨，当红军突然出现在青石板街道上时，他的父亲刚好烤完了100多个香喷喷的饼子。这些衣衫褴褛的红军，纷纷坐在街沿上休息，面对那些刚出炉的热气腾腾的饼子，车大爷的父亲以为肯定会被这些不速之客一抢而光。

他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是另一些同样扛枪的军人，只不过，他们不是红军。但令车大爷一家颇感惊奇的是，这些看上去大多面黄肌瘦的军人，竟然没人动一个饼子。

后来，有两个红军战士前来买饼子，一人买了两个，付给车大爷父亲的是一张他之前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的苏维埃纸币。红军战士告诉车大爷的父亲，这是苏维埃货币，你们这里用不了，你可以拿到红军临时银行去兑换成银元。

车大爷果真就拿着那张纸币去兑换――在今天的长征街的一个拐角处，一座木板房前，有一块“红军银行旧址”的匾牌，这就是当年车大爷兑换苏维埃纸币的地方。

几十年过去了，车大爷的记忆依然清晰如昨：那时候，车大爷还没有红军银行门前的柜台高，他喊了一声兑换银元，里面的两个红军接待了他――给了他4个光绪年间的白银毫子，这在当年，是全国流通的硬通货。

太平镇古称落鸿场。打开地图，就能发现它所占据的重要地理位置：从陆路上说，它西联县城，北进赤水，东北达习水，东南则是进出二郎的必经之地，更何况，镇子脚下的赤水河，更使它成为这条川黔孔道上一个不可或缺的水陆大码头。

我所见到的太平是一座显得有些凌乱的镇子。从古蔺县城延伸过来的公路，在太平分岔，一端通往二郎，一端通往贵州。一些全国各地的乡镇都千篇一律的三四层的小楼房联成一片，上面铺着白色的瓷砖。大街同时也是公路，车来人往，杂乱热闹。

但当我顺着码头边的石梯拾级而上，才走了几十米，刚才所见到的凌乱消失了，眼前是一条狭长的老街，青石的街面久经岁月的风霜，有的已开始风化，两旁是一色的木制老房子，一层的，两层的；偶尔也有一两个幽深的院子，掩映在枝叶繁茂的黄桷树下。我所见到的，正是一座历尽沧桑，繁华过也落寞过的古镇该有的模样。

在太平渡，以古蔺河上一座不起眼的桥为界，这边是太平，属于四川古蔺，那边是醒民，属于贵州习水。小桥两边均是一色的民居，一色的街道，甚至表情和口音都如此一色的居民，不清楚实情的人，一定会把桥两边的街市当作同一个镇，只有当偶然发现两边的地名标牌时才会恍然大悟，原来只过了一座几十米长的小桥，就已经从四川进入了贵州。

古人时常爱说山水相连，在太平，四川与贵州不仅山水相连，就连生活方式也紧紧相连。――居留此地已有相当时日的老涂告诉我，太平和醒民两地不仅经济上互补，两省边民也有互相通婚的传统，因此跨省走亲戚是经常发生的事。

有趣的是，一条灰白色的流浪狗，跟着我们的车，欢天喜地地从太平走进了醒民，径直跑到有阳光的高处，悠闲地躺下来半闭着眼，旁边，另一只流浪狗冲它象征性地叫了两声，便热情地摇起了尾巴――对畜生来讲，有无省界国界是无足轻重的事，只要有阳光，只要有食物，到处都是乐土天堂。

深秋，太阳依旧从对面的山上升起。浓雾散去之后，我穿过高低起伏的老街，穿过街道两边屋子里的居民们的咳嗽声、招呼声和碗筷相击的早餐声，来到了一座别致的建筑前。

在我和那座建筑之间，有一座小小的红军广场。广场一侧，一组雕塑吸引了我。

那是几个姿势各异的战士，他们身子前仆，一看即知在匆匆赶路。有的背着两三枝枪，有的手挽着手，双眼凝视着前方，仿佛前方的道路正在被一一打开。（来源：聂作平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