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白连春（右）当年接受初旭采访
作者：白连春
2008年12月25日，那天是圣诞节。那天早晨，我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写这篇感谢的短文。写好了，就放着。我不会在网上贴是一个理由，总觉得哪里没有表达好是另一个理由。今天是2009年新年的大年初二的晚上，我又在写这篇短文。今天，是我四十四岁的生日。我能活到四十四岁，能在故乡——四川省泸州市沙湾乡——和父亲母亲一起过春节，要感谢很多人。也许没有人相信，我已经十年没有和父亲母亲一起过春节了。自从离开四川，春节，我就没有回过家。我都是一个人过春节。今年，以我生病的方式，我回家了。我的三弟没有回家，还在浙江打工，他的妻子和女儿在四川。我的四弟倒是从西安回来了，可是没有赶上家里的年饭。也许还没有人相信，我到北京打工已经十年，这中间，我一次也没有见过我的四弟。今年，我见到我的四弟了。今年，我还给我的祖父和祖母上了坟。我祖父和祖母的坟一前一后守着父亲母亲的家，但是，父亲母亲的家早已经成为危房了。父亲母亲早已经搬到二弟家，和二弟住在一起。我们兄弟四个，幸好有二弟留在故乡，要不然，父亲母亲不知道住哪里，我回故乡，还真不知道该上哪里团聚。
我能够和父亲母亲、二弟、四弟团聚，首先，要感谢花语。女诗人花语，本名徐华。是她最先把我生病的消息贴到网上，引起众多诗友对我的关注。她又从西安到泸州来看我，给我买了衣服和好吃的东西。她除了是个优秀的诗人之外，还是个善良的女人。她给我打了很多电话，鼓励我要坚强。她在网上贴了献给我的诗，还贴了和我交往的文章，并不是像有人说的：在炒作她自己。花语已经是著名诗人了，用不着拿我白连春来炒作她。
其次，我要感谢我家乡原泸州晚报社的记者初旭（现西部旅游网运营总监）。他多次报道我生病的消息。他也是最先报道我生病的人。他写的我生病的文章被数十家网站转载，包括新华网等。还有《信息周刊》的记者庞音，她写我的文章写得最深情，说我是不应该被故乡人民忘记的人。还有《华西都市报》的记者杨元禄，他对我的采访最细致最深入，写了我的童年，以及我早年间在河南的黄河边打工，老板怀疑我偷钱，冬天的深夜把我赶出门后，我不得不一路卖血回家的事。（白连春2011年1月1日注：其实，杨元禄的这篇文字写得极不准确。）我这样一路回家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人。这一段我在河南的经历，最终使我写成了中篇小说《拯救父亲》。在这篇小说里，我没有写我被老板赶出门，也没有写我卖血，我写了我对河南人的无限的热爱和感激。在这篇小说里，主人公要拯救的父亲是一个在广东打工的河南农民老头儿。
再其次，我要感谢诗人和诗歌活动家世中人先生。他除了积极为我组织募捐之外，还专程到泸州来看我，把募得的五万余元钱及时亲手交到我的手里。在病房里，他还拥抱了我。正是这笔钱救了我的命。我从北京回到泸州的时候，身上的钱不足八百元，为了省钱，我买的是慢车的硬座票，一路上，只吃黄瓜和梨。上车那天早上，我到早市买了五斤黄瓜和五斤梨。黄瓜一元二角一斤，梨一元一斤，都是最便宜的。那梨很难吃。我没有吃完。黄瓜吃完了。慢车的硬座车厢简直不能坐：太脏；太吵；抽烟的人无数；很多人脱了鞋钻到座位底下睡，穿胶鞋的脚脱出来，臭得死人。我一直不停地咳，发烧，头晕，浑身无力。现在，回忆我坐在火车上的情景，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终于到了成都。本想连夜回泸州，实在是太难受，不得不到老师家住下。我的老师李守之和陈德明，原在泸州教书，退休后到了成都，因为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在成都。他们都已经八十多岁了，必需住得和儿子近一些。幸好有他们在成都。我每次路过成都，都到他们家住。原来，他们租的房子是两室的，他们住一室，保姆住一室，为了我去住方便，他们就租了三室的房子。那天晚上，我没有给他们买任何礼物到了他们家。第二天早上，陈德明老师拿出一瓶洋酒，要我拿到泸州，好送有关领导。第一次，我从成都回泸州没有坐长途汽车。田正芳老师知道我病了，特意叫她女婿开车把我送回泸州，直接送到沙湾乡下我的老家。我去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那天，给医院交了五百元。医生说，从来没有病人住院交五百元钱的。第二天，泸州白氏家族茜草镇脉派就给我送来了五千元。我的同学杨昭龙当即交给了医院。从我回到泸州，杨昭龙就一直陪着我。我住院了，开始几天，他天天给我送饭。后来，我的一个姨陈大英退休了，她给我送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就杨昭龙给我送，因为他要上班，而且，他不住在城里。在老家，我自己没有房子。我出院了，本来，可以住在二弟家。二弟也要我住，因为我的父亲母亲都住在二弟家。但是二弟在镇里的菜市场杀鸭子，家里到处堆着鸭毛。我的肺有病，害怕鸭毛。于是我住在了杨昭龙家。在此，我要感谢我的老师李守之，陈德明和田正芳，还要感谢我姨陈大英，更要感谢同学杨昭龙。我病了，回到故乡，是他收留了我。要知道，我得的是传染病肺结核，很多人都害怕啊。在感谢杨昭龙的同时，我更要感谢杨昭龙的妻子刘家秀。这个工厂的下岗女工， 除了做饭给我吃，还要给我洗衣服，甚至，袜子都给我洗过。后来，我好些了，才自己洗袜子。
我还要感谢我打工的单位《北京文学》。我病了，回到了老家，《北京文学》除了给了我一万元之外，还按月给我寄来工资。没有上班，我已经收到两个月工资了。没有上班而拿工资，我觉得问心有愧。
我要感谢天底下所有姓白的人。我病了回到故乡，我的一个原来并没有什么交往的大哥白联洲，号召姓白的人都来关心我帮助我。在他的游说下，我俨然成了天才，成了白家人的骄傲。他甚至把我和白居易比，说，唐朝我们有白居易，现在我们有白连春。在他的游说下，许多我从未见过的白家人，大部分是农民，都纷纷给我钱。不少人没有时间来看我，他们住在离泸州城很远的山里，都托人把钱给我带来。当我在病房里，捧着这些滚烫的钱，这些五元，十元，二十元的皱巴巴的肮脏的钱，我的心颤得厉害。还有一个嫁到白家的老太太，连夜给我织了一双毛线鞋子。现在，我就是穿着这双鞋，写这篇短文的。
我要感谢天底下所有热爱诗歌的人。这些人中有一小部分是我认识的，有更小一部分是我的朋友，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他们在北京、重庆和泸州为我搞朗诵会，给我募捐，给我打电话，给我发短信，写诗献给我，还有人不远千里来医院看我，给我送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活下来。我还要感谢《星星诗刊》，深圳市文联，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及辉煌30年首届农民工诗歌大奖赛的评委老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奖的特等奖给了我。我尤其要感谢《星星诗刊》的编辑萧融，本来我不知道这个大奖赛，也不准备参赛，是她极力鼓励我。她给我多次打电话，给我发邮件，告诉我奖金很高，怕我不参加，她还说，我有实力。在她的极力鼓励下，我把我写了至少五年没有拿出来发表的诗又翻出来修改。修改这组诗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病了，星期六和星期天，还有星期一，连续三天，我站在阳台上（我的阳台太小，放了电脑，就放不下椅子，我只能站着），一边咳着一边发烧着一边修改诗。说实话，我根本没有想要获奖。我只想要把诗修改得好一些，对得起萧融。因为我知道一个编辑要这样给人约稿，太难得了。后来，萧融和《星星诗刊》都因为我得了奖，我说了实话，而遭到有人的骂。那骂的人认为：萧融、《星星诗刊》和我，我们侮辱了农民，侮辱了农民工。在这里，我要感谢那骂我的人，他们骂我，我不生气，说明我的人和我的诗都有缺点。但是，他们不应该骂萧融，萧融一个女同志，一个普通编辑，我离开四川十年了，只是见过她一次。相信她除了给我约稿外，还给很多人约了稿。她只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更不应该骂《星星诗刊》。我是《星星诗刊》培养的，对《星星诗刊》有很深的感情。相信在我们中国，不说所有诗人，至少一半以上诗人都在《星星诗刊》发表过作品。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星星诗刊》。在我心里，《星星诗刊》不是我的兄弟姐妹，《星星诗刊》是我的父亲母亲。
我要感谢天底下所有的农民。他们的生命像野草一样轻和贱，却养了世界和我的祖国两千多年，也养了我四十多年。这四十多年里，我写的关于他们的诗，他们也许就没有读过。一如既往，他们种米给我吃，种菜给我吃，还种棉花，让织布工人织成布，给我温暖。我还要感谢天底下所有的工人。我离开村庄来到他们的城市，和他们走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他们只当我是一个普通的陌生人，没有当我是敌人。虽然在城市，我曾经遭到少数人的歧视，甚至被怀疑是坏人，但是最终我坚持了下来。这给城市对我的包容有关。这给我的祖国发展进步了有关。在此，我更要感谢的是我的祖国。生生死死，我都要感谢我的祖国。我的祖国用阳光照耀我，用风和雨磨练我，还用幽静和平的夜晚，让我累了后可以睡觉。我要感谢路边的小白花。它在野草中寂寞地开落，很偶然被我看见了。每次看见路边的小白花，无论有多么急的事，我都要停下来，看它一会儿。我不否认我看它的目光是充满敬和爱的。我还要感谢那些睡在街边的人，睡在车站的人，睡在树底下的人，他们累了，我的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可以睡下。他们的生命如此不设防，就像路边的小白花。我多么想和他们睡在一起。我多么想把他们抱在怀里。我多么想守着他们，等他们醒了后轻轻地喊他们一声。我相信：他们全都是我生命中的亲人。但是，限于我的羞涩，我只是停下来，看他们一会儿。愿上帝保佑他们，愿上帝眷顾他们。
我要感谢火车汽车，还有飞机，它们把如此多的人都送回了家。幸好我的祖国有如此多的火车汽车和飞机。我要感谢路：公路，大路和山路。我要感谢那些不知名的修路的人，那些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让我们的生活到处充满路，让我们踏着这些路，可以去任何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
再其次，我要感谢诗人和诗歌活动家世中人先生。他除了积极为我组织募捐之外，还专程到泸州来看我，把募得的五万余元钱及时亲手交到我的手里。在病房里，他还拥抱了我。正是这笔钱救了我的命。我从北京回到泸州的时候，身上的钱不足八百元，为了省钱，我买的是慢车的硬座票，一路上，只吃黄瓜和梨。上车那天早上，我到早市买了五斤黄瓜和五斤梨。黄瓜一元二角一斤，梨一元一斤，都是最便宜的。那梨很难吃。我没有吃完。黄瓜吃完了。慢车的硬座车厢简直不能坐：太脏；太吵；抽烟的人无数；很多人脱了鞋钻到座位底下睡，穿胶鞋的脚脱出来，臭得死人。我一直不停地咳，发烧，头晕，浑身无力。现在，回忆我坐在火车上的情景，我真不知道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终于到了成都。本想连夜回泸州，实在是太难受，不得不到老师家住下。我的老师李守之和陈德明，原在泸州教书，退休后到了成都，因为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在成都。他们都已经八十多岁了，必需住得和儿子近一些。幸好有他们在成都。我每次路过成都，都到他们家住。原来，他们租的房子是两室的，他们住一室，保姆住一室，为了我去住方便，他们就租了三室的房子。那天晚上，我没有给他们买任何礼物到了他们家。第二天早上，陈德明老师拿出一瓶洋酒，要我拿到泸州，好送有关领导。第一次，我从成都回泸州没有坐长途汽车。田正芳老师知道我病了，特意叫她女婿开车把我送回泸州，直接送到沙湾乡下我的老家。我去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那天，给医院交了五百元。医生说，从来没有病人住院交五百元钱的。第二天，泸州白氏家族茜草镇脉派就给我送来了五千元。我的同学杨昭龙当即交给了医院。从我回到泸州，杨昭龙就一直陪着我。我住院了，开始几天，他天天给我送饭。后来，我的一个姨陈大英退休了，她给我送每周星期一到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就杨昭龙给我送，因为他要上班，而且，他不住在城里。在老家，我自己没有房子。我出院了，本来，可以住在二弟家。二弟也要我住，因为我的父亲母亲都住在二弟家。但是二弟在镇里的菜市场杀鸭子，家里到处堆着鸭毛。我的肺有病，害怕鸭毛。于是我住在了杨昭龙家。在此，我要感谢我的老师李守之，陈德明和田正芳，还要感谢我姨陈大英，更要感谢同学杨昭龙。我病了，回到故乡，是他收留了我。要知道，我得的是传染病肺结核，很多人都害怕啊。在感谢杨昭龙的同时，我更要感谢杨昭龙的妻子刘家秀。这个工厂的下岗女工， 除了做饭给我吃，还要给我洗衣服，甚至，袜子都给我洗过。后来，我好些了，才自己洗袜子。
我还要感谢我打工的单位《北京文学》。我病了，回到了老家，《北京文学》除了给了我一万元之外，还按月给我寄来工资。没有上班，我已经收到两个月工资了。没有上班而拿工资，我觉得问心有愧。
我要感谢天底下所有姓白的人。我病了回到故乡，我的一个原来并没有什么交往的大哥白联洲，号召姓白的人都来关心我帮助我。在他的游说下，我俨然成了天才，成了白家人的骄傲。他甚至把我和白居易比，说，唐朝我们有白居易，现在我们有白连春。在他的游说下，许多我从未见过的白家人，大部分是农民，都纷纷给我钱。不少人没有时间来看我，他们住在离泸州城很远的山里，都托人把钱给我带来。当我在病房里，捧着这些滚烫的钱，这些五元，十元，二十元的皱巴巴的肮脏的钱，我的心颤得厉害。还有一个嫁到白家的老太太，连夜给我织了一双毛线鞋子。现在，我就是穿着这双鞋，写这篇短文的。
我要感谢天底下所有热爱诗歌的人。这些人中有一小部分是我认识的，有更小一部分是我的朋友，绝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他们在北京、重庆和泸州为我搞朗诵会，给我募捐，给我打电话，给我发短信，写诗献给我，还有人不远千里来医院看我，给我送花，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活下来。我还要感谢《星星诗刊》，深圳市文联，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及辉煌30年首届农民工诗歌大奖赛的评委老师，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奖的特等奖给了我。我尤其要感谢《星星诗刊》的编辑萧融，本来我不知道这个大奖赛，也不准备参赛，是她极力鼓励我。她给我多次打电话，给我发邮件，告诉我奖金很高，怕我不参加，她还说，我有实力。在她的极力鼓励下，我把我写了至少五年没有拿出来发表的诗又翻出来修改。修改这组诗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病了，星期六和星期天，还有星期一，连续三天，我站在阳台上（我的阳台太小，放了电脑，就放不下椅子，我只能站着），一边咳着一边发烧着一边修改诗。说实话，我根本没有想要获奖。我只想要把诗修改得好一些，对得起萧融。因为我知道一个编辑要这样给人约稿，太难得了。后来，萧融和《星星诗刊》都因为我得了奖，我说了实话，而遭到有人的骂。那骂的人认为：萧融、《星星诗刊》和我，我们侮辱了农民，侮辱了农民工。在这里，我要感谢那骂我的人，他们骂我，我不生气，说明我的人和我的诗都有缺点。但是，他们不应该骂萧融，萧融一个女同志，一个普通编辑，我离开四川十年了，只是见过她一次。相信她除了给我约稿外，还给很多人约了稿。她只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他们更不应该骂《星星诗刊》。我是《星星诗刊》培养的，对《星星诗刊》有很深的感情。相信在我们中国，不说所有诗人，至少一半以上诗人都在《星星诗刊》发表过作品。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星星诗刊》。在我心里，《星星诗刊》不是我的兄弟姐妹，《星星诗刊》是我的父亲母亲。
我要感谢天底下所有的农民。他们的生命像野草一样轻和贱，却养了世界和我的祖国两千多年，也养了我四十多年。这四十多年里，我写的关于他们的诗，他们也许就没有读过。一如既往，他们种米给我吃，种菜给我吃，还种棉花，让织布工人织成布，给我温暖。我还要感谢天底下所有的工人。我离开村庄来到他们的城市，和他们走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他们只当我是一个普通的陌生人，没有当我是敌人。虽然在城市，我曾经遭到少数人的歧视，甚至被怀疑是坏人，但是最终我坚持了下来。这给城市对我的包容有关。这给我的祖国发展进步了有关。在此，我更要感谢的是我的祖国。生生死死，我都要感谢我的祖国。我的祖国用阳光照耀我，用风和雨磨练我，还用幽静和平的夜晚，让我累了后可以睡觉。我要感谢路边的小白花。它在野草中寂寞地开落，很偶然被我看见了。每次看见路边的小白花，无论有多么急的事，我都要停下来，看它一会儿。我不否认我看它的目光是充满敬和爱的。我还要感谢那些睡在街边的人，睡在车站的人，睡在树底下的人，他们累了，我的祖国的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可以睡下。他们的生命如此不设防，就像路边的小白花。我多么想和他们睡在一起。我多么想把他们抱在怀里。我多么想守着他们，等他们醒了后轻轻地喊他们一声。我相信：他们全都是我生命中的亲人。但是，限于我的羞涩，我只是停下来，看他们一会儿。愿上帝保佑他们，愿上帝眷顾他们。
我要感谢火车汽车，还有飞机，它们把如此多的人都送回了家。幸好我的祖国有如此多的火车汽车和飞机。我要感谢路：公路，大路和山路。我要感谢那些不知名的修路的人，那些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来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让我们的生活到处充满路，让我们踏着这些路，可以去任何一个我们想去的地方。
我要感谢长江。这条我家门前的江，它穿越了我的大半个祖国，从小到大都陪着我。有烦闷的事，我只要在长江边的岩石上一坐，看着静静的流水，心就会静下来。这次病了我回来，天天都要到长江边走一走，看一看。有时和朋友一起，有时我自己。我故乡的城市泸州已经修了两座长江大桥了，现在，又在修第三座。这第三座长江大桥是铁索桥，正好从我家门前过。要不了多久，也许明年吧，我家所在的组和挨着的两个组就要拆迁。这一大片土地都要被占用。现在已经春节，修桥的工人大部分回家了，还有一些留守在工地上。每次走到长江边，我都要到修桥的工地看一看。很多人都在那儿看。我故乡的人民和我一样热爱长江，热爱看工人修长江大桥。每次，我都会看到那个看守工地的老头儿。每次，他都会给我笑。他住在一个很简陋很矮小的房子里，屋檐下悬挂着几块大小不等的腊肉。一天，我看见他洗了衣服。一根铁丝上，一头挂腊肉，一头挂衣服。他从铁丝的一头开始挂衣服，到中间正好只剩下一双袜子。他把那双袜子挂来和腊肉挨在一起。我看见了，给他说袜子不要和肉在一起，衣服可以挂紧一些，衣服和肉之间最好空一点。他听了很高兴，执意要请我吃饭。我当然不能吃他的饭。我说我刚吃了。我要感谢这些修长江大桥的工人，他们中大部分是外地人，他们为我故乡泸州的发展做了我不能做的贡献。
我要感谢医生。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感染科的医生，是他们救了我的命。还有那些护士姐妹。她们天天给我打针，给我送药，给我量体温。还有在病房里搞卫生的老人，他除了让病房每天都很干净外，还要给病人烧开水。
我要感谢我的故乡，它生了我，养了我，我病了回来，它又接收我。我的故乡在这个时候具体是指：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文体局和江阳区文化馆。我要感谢陈宏局长和陈涛馆长。他们给了我远远不止一个局长和一个馆长的帮助。
我要感谢钱代富老师。他请我吃饭，亲自做了鸭子汤亲自给我送到医院。他到处给人讲白连春总有一天要名见经传，他说，白连春死了，对泸州是很大的损失。他这样做这样说的时候，是那么真诚。我还要感谢向承耕，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他先给我寄了一千元钱，我出院后，他又专程从叙永到泸州来看我。他和我探讨人类究竟该何处去这样的问题。他说他正在写一本书，是写人的精神的。我要感谢张佑迟，他是我生病回故乡后才认识的，他多次到病房看我，给我送来他自己烤制的面包，我出院后，他还陪着我去看长江。他本是合江人，在新疆生活了大半辈子，老了，退休了，总算回到故乡。他是我故乡最善良同时也最有才的作家，他的故事全来自他的生活，他的语言干净，准确，有无限的意味和蕴涵。我尤其要感谢王德宗先生，他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他是我故乡泸州的象征，做了一辈子老师，桃李满天下。我没有告诉他我生病的消息。他得知我生病后，到医院看我，我刚巧回沙湾乡下了。于是他找了我的一个主治医生，要医生关照我。那医生是他的学生。第二天医生查房，说王德宗老师来看过我，我不在。医生还说了一件事：她读书的时候学校批斗权威，那天是新学生开学读书的第一天，报名后，校方要学生在黑板上写打倒王德宗，第二天正式上课，王德宗老师进教室，擦掉黑板上的打倒王德宗那五个字，转身，说，我就是王德宗。一班学生全都惊住了。王德宗接着说，虽然你们要打倒我，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们上课。我还要感谢肖体高、黄星俭和崔燚，他们不仅多次到医院看我，两天前，即新年大年二十九，还到茜草镇杨昭龙的家来看我，给我带来牛奶、苹果，还有一种我没有吃过的水果。我还要感谢印子君和牛放，他们很忙，从成都来看我，天黑了才达到，吃了一顿晚饭就走了。他们是我多年的老朋友，相信多年后，他们仍会是我的朋友。
现在，我住在茜草镇。天不下雨，每天下午，我都要爬上山，站在山顶上，看一看长江和长江对岸的泸州城，然后，我要走到父亲母亲的地里。每天，他们都在地里。我还病着，不能做重活，可以拔庄稼地里的草，还可以给庄稼松土。给庄稼松土这样的活，我做不了一会儿就浑身冒汗。我父亲的身体比母亲差，所以，重活基本上都是母亲做，比如挖田，比如挑粪。每次看见母亲做这些，我都非常恨我自己，因为母亲六十多快七十岁，还做这么重的活，而我是她的儿子，却不能帮她做一点。我父亲喜欢种菜，菜种好了，都是母亲挑去市场卖。茜草镇上住着许多东北人，还有天津人和北京人，他们都是大厂的工人。他们刚来四川的时候，我父亲就学会了种茴香，因为这些东北人天津人和北京人，爱吃茴香饺子。我父亲种茴香远近闻名。每天，我回去，都看见父亲在茴香地。他给茴香浇水。他给茴香拔草。他给茴香拔草不站在土里，他拿了两块薄薄的木板铺在地上，整个人卧在木板上。他说茴香秀气，人踩着茴香，踩倒了爬不起来，铺着木板，面积大，茴香没有被压倒，爬得起来。这篇短文写到这里，不用我多说，你已经知道了，我最应该感谢的两个人是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不仅给了我生命，他们还教会了我如何种庄稼和做人。
其实，我要感谢的远远不止这些。这世界的一切，我都应该感谢。说实话，对这世界的一切，除了感谢之外，我还有另外一种更炽烈的感情。我爱。我热爱。我热爱这世界的一切。我一颗由衷的心，捧着满腔满腹满怀的敬意热爱。我热爱地上爬的蚂蚁，我热爱天上飞的鸟，我热爱水里游的鱼。天下雨，我热爱，天出太阳，我热爱，天刮风，我还热爱。白天，我热爱，夜晚，我还热爱。我热爱每一棵草，不管我看见的和没有看见的，我热爱每一个人，不管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我尤其热爱庄稼，我父亲母亲种的庄稼，我热爱，别人种的庄稼，我也热爱。走在路上，看见地里的庄稼一路绿着，它们在我达到之前，就已经绿着了。我的心就充满愉悦。看见一个人在庄稼地里干活，我就要停下来。如果是一个男人，我相信他是我的兄弟，如果是一个女人，我相信她是我的姐妹，如果是一个老人，男的则是我的父亲，女的则是我的母亲。
我感谢我生活的这个世界。除了有草绿着之外，还有庄稼绿着，除了有无数的人外出打工之外，还有无数的人在故乡种庄稼。
我感谢。我热爱。我活着感谢和热爱。我死了，更要感谢和热爱。我高兴我死了以后，能够被埋葬在一棵草下。我高兴我死了以后，能够被一棵草收留。
但是现在，我不死，我要好好活着，好好感谢和热爱，同时，我要像我父亲母亲一样好好劳动。不论我在哪里，在北京，或者在四川，首先，我都要好好劳动，好好感谢和热爱，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好好劳动，对得起世界让我做了一生的人。
好好感谢和好好热爱，因为我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
我要感谢医生。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感染科的医生，是他们救了我的命。还有那些护士姐妹。她们天天给我打针，给我送药，给我量体温。还有在病房里搞卫生的老人，他除了让病房每天都很干净外，还要给病人烧开水。
我要感谢我的故乡，它生了我，养了我，我病了回来，它又接收我。我的故乡在这个时候具体是指：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文体局和江阳区文化馆。我要感谢陈宏局长和陈涛馆长。他们给了我远远不止一个局长和一个馆长的帮助。
我要感谢钱代富老师。他请我吃饭，亲自做了鸭子汤亲自给我送到医院。他到处给人讲白连春总有一天要名见经传，他说，白连春死了，对泸州是很大的损失。他这样做这样说的时候，是那么真诚。我还要感谢向承耕，他已经八十多岁了，他先给我寄了一千元钱，我出院后，他又专程从叙永到泸州来看我。他和我探讨人类究竟该何处去这样的问题。他说他正在写一本书，是写人的精神的。我要感谢张佑迟，他是我生病回故乡后才认识的，他多次到病房看我，给我送来他自己烤制的面包，我出院后，他还陪着我去看长江。他本是合江人，在新疆生活了大半辈子，老了，退休了，总算回到故乡。他是我故乡最善良同时也最有才的作家，他的故事全来自他的生活，他的语言干净，准确，有无限的意味和蕴涵。我尤其要感谢王德宗先生，他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他是我故乡泸州的象征，做了一辈子老师，桃李满天下。我没有告诉他我生病的消息。他得知我生病后，到医院看我，我刚巧回沙湾乡下了。于是他找了我的一个主治医生，要医生关照我。那医生是他的学生。第二天医生查房，说王德宗老师来看过我，我不在。医生还说了一件事：她读书的时候学校批斗权威，那天是新学生开学读书的第一天，报名后，校方要学生在黑板上写打倒王德宗，第二天正式上课，王德宗老师进教室，擦掉黑板上的打倒王德宗那五个字，转身，说，我就是王德宗。一班学生全都惊住了。王德宗接着说，虽然你们要打倒我，但是我还是要给你们上课。我还要感谢肖体高、黄星俭和崔燚，他们不仅多次到医院看我，两天前，即新年大年二十九，还到茜草镇杨昭龙的家来看我，给我带来牛奶、苹果，还有一种我没有吃过的水果。我还要感谢印子君和牛放，他们很忙，从成都来看我，天黑了才达到，吃了一顿晚饭就走了。他们是我多年的老朋友，相信多年后，他们仍会是我的朋友。
现在，我住在茜草镇。天不下雨，每天下午，我都要爬上山，站在山顶上，看一看长江和长江对岸的泸州城，然后，我要走到父亲母亲的地里。每天，他们都在地里。我还病着，不能做重活，可以拔庄稼地里的草，还可以给庄稼松土。给庄稼松土这样的活，我做不了一会儿就浑身冒汗。我父亲的身体比母亲差，所以，重活基本上都是母亲做，比如挖田，比如挑粪。每次看见母亲做这些，我都非常恨我自己，因为母亲六十多快七十岁，还做这么重的活，而我是她的儿子，却不能帮她做一点。我父亲喜欢种菜，菜种好了，都是母亲挑去市场卖。茜草镇上住着许多东北人，还有天津人和北京人，他们都是大厂的工人。他们刚来四川的时候，我父亲就学会了种茴香，因为这些东北人天津人和北京人，爱吃茴香饺子。我父亲种茴香远近闻名。每天，我回去，都看见父亲在茴香地。他给茴香浇水。他给茴香拔草。他给茴香拔草不站在土里，他拿了两块薄薄的木板铺在地上，整个人卧在木板上。他说茴香秀气，人踩着茴香，踩倒了爬不起来，铺着木板，面积大，茴香没有被压倒，爬得起来。这篇短文写到这里，不用我多说，你已经知道了，我最应该感谢的两个人是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不仅给了我生命，他们还教会了我如何种庄稼和做人。
其实，我要感谢的远远不止这些。这世界的一切，我都应该感谢。说实话，对这世界的一切，除了感谢之外，我还有另外一种更炽烈的感情。我爱。我热爱。我热爱这世界的一切。我一颗由衷的心，捧着满腔满腹满怀的敬意热爱。我热爱地上爬的蚂蚁，我热爱天上飞的鸟，我热爱水里游的鱼。天下雨，我热爱，天出太阳，我热爱，天刮风，我还热爱。白天，我热爱，夜晚，我还热爱。我热爱每一棵草，不管我看见的和没有看见的，我热爱每一个人，不管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我尤其热爱庄稼，我父亲母亲种的庄稼，我热爱，别人种的庄稼，我也热爱。走在路上，看见地里的庄稼一路绿着，它们在我达到之前，就已经绿着了。我的心就充满愉悦。看见一个人在庄稼地里干活，我就要停下来。如果是一个男人，我相信他是我的兄弟，如果是一个女人，我相信她是我的姐妹，如果是一个老人，男的则是我的父亲，女的则是我的母亲。
我感谢我生活的这个世界。除了有草绿着之外，还有庄稼绿着，除了有无数的人外出打工之外，还有无数的人在故乡种庄稼。
我感谢。我热爱。我活着感谢和热爱。我死了，更要感谢和热爱。我高兴我死了以后，能够被埋葬在一棵草下。我高兴我死了以后，能够被一棵草收留。
但是现在，我不死，我要好好活着，好好感谢和热爱，同时，我要像我父亲母亲一样好好劳动。不论我在哪里，在北京，或者在四川，首先，我都要好好劳动，好好感谢和热爱，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好好劳动，对得起世界让我做了一生的人。
好好感谢和好好热爱，因为我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
苦瓜诗人白连春（初旭/摄 影）
作者介绍：白连春:1965年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沙湾乡，出版诗集《逆光劳作》《被爱者》《在一棵草的根下》《一颗汉字的泪水》散文集《向生活敬礼》小说集《天有多长地有多久》。中篇小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获《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拯救父亲》获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篇小说类第三名。两次获四川省文学奖，两次获四川日报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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