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连春
我出生在长江边的沙湾乡，在沙湾民办小学读的小学。每天早上，学校开门，迎面而来的就是滚滚的长江。多年前，这所小学就关门了。透过锁着的斑驳的木门，前几天傍晚，我趴在门缝向里面看了又看，里面空荡荡的，地面长满了草。那几间教室和老师的住房，已经成了危房。我的小学同学们，都像草籽一样散在风中，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扎根了。
我的初中是在泸州五中读的。泸州五中，不知道什么时候更名实验中学了。也是在长江边上。在我的小学和中学这两所学校中间，长江在这里形成一个巨大的洄水沱，每年都要淹死不少人，其中当然有学生。每到夏天，老师都要反复强调不能下河游泳。但是，总有学生下河，总有学生淹死。记忆中最深刻的一件淹死人的事，是五中的一个老师的儿子淹死了。这老师两口子都姓王，男的是泸州五中的初中数学老师，女的是沙湾公办小学的老师，他们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那年，儿子已经读大学了，放署假回来，天的确是热。一家人守在长江边，看着家里唯一的男孩下河游泳。就这样，一家人眼睁睁，看着他淹死。他是会游泳的，怎么会淹死呢？当时，河边有很多人在游泳，无论王老师一家人怎么高喊救命，没有一个人去救那孩子。据说，儿子淹死后，男王老师的头发一夜就白了，他恨自己不会游泳，在儿子即将淹死的那一刻，他没有跳进长江去救他。这王老师没有教过我。教我初中数学的是李多鉴老师。李老师的数学教得真是好。
我，一个农村孩子，和祖母相依为命，天天都有做不完的活，放学回家后从来不做作业，也不读书。我所有作业和所有书都是在课堂上赶的。就这样，每一次数学考试，我都是前三名。我热爱数学课，热爱数学老师李多鉴。李老师的老伴在老家乡下，不能来给他做饭，他经常在学校门口的小酒馆喝酒。每次看见我，他都要给我几粒花生米，或者两片猪耳朵。那时候，我几乎天天早上进城收潲水，傍晚到工厂生活区捡破烂，捡柴，或者挑粪。进进出出，都要经过泸州五中。穿越泸州五中，是我回家的唯一的路。当我挑着潲水，挑着粪，或者背着破烂，背着柴，经过学校，总免不了让老师和同学看见。他们看见我，即使不当面嘲笑我，我也自卑和羞愧得无地自容。况且，一些同学和个别老师，的确当面嘲笑过我。当冬天，我光着脚，脚上长满了冻疮，而我还不得不不挑着潲水或者粪，就是背着破烂，或者柴，我恨不得立刻死在地上。有很多次，我很晚回家，总是看见李老师坐在窗前批改作业。他的头深深地埋在一盏昏黄的灯下。那一盏灯多么温暖啊，仿佛上帝，专为我这个苦孩子的初中时代创造的天堂。
李老师长期一个人生活，年迈了，不得不和女儿女婿在一起，血压高，却爱喝酒，也许为了消除寂寞吧。后来，他中了风。我曾去医院看过他。我把李老师中风的事告诉了其他同学，但是，除了我，没有别的同学去看他。中风后，李老师仍能认出我。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先是邓荣熙，这个去过延安的老师，头发全白了，一个人住在学校的一间小阁楼上，他的妻子是泸州二中的物理老师。泸州二中在泸州城里，是泸州市两所重点中学之一，另一所是泸州六中。邓老师和他妻子关系一直不好。每天傍晚，邓老师就着一小碟花生米一边喝酒，一边唱歌，夜深了，仍旧不睡，或者睡不着，就写诗。他的小小的房间里，地上和床上，都堆满了《诗刊》和《星星诗刊》。从小，因为贫穷，和被父母遗弃，所以自卑，我几乎不主动和人交往。一天，天快黑了，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我背着一背篓柴，穿越五中，听到有人唱歌。我放下背篓，情不自禁地顺着歌声走去，来到一座陈旧得已经腐烂的小阁楼下，我站住，听了一会儿，摇摇晃晃地爬上小阁楼窄窄的木楼梯。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满头白发的人，他的眼睛闪烁着晶莹的泪花。当我站在小阁楼的木楼梯上，他呆呆地望着我，我也呆呆地望着他。过了好久，他给我招手，示意我到他的身边。他要我吃花生米，还要我喝酒。而我对他的书，更有兴致。我随即拿一本，坐在床上，就看了起来。那是一本《星星诗刊》。之前，捡破烂我曾捡到过半本泰戈尔的诗集，散文诗，翻译作品，很多读不懂。那时候，我读《星星诗刊》，一读，就懂了。邓老师见我喜欢，说，你拿回家看吧。就这样，一本又一本，我从邓老师那里拿了很多《诗刊》和《星星诗刊》读。白天我忙，没有时间读书，夜里，怕浪费煤油，祖母不让我读书。祖母不让我读书还有一个更好的理由：怕我成为疯子。她说书读多了人要疯。我的书全都是夜里偷偷在坟地里读的。我抓很多萤火虫放在玻璃瓶里照明，没有萤火虫的季节，我就用捡破烂卖的钱买手电筒照着。以致于我的乡民都认为我真的疯了，他们说我读书给死人听。见我真的喜欢诗，邓老师也把他自己写的诗读给我听。就这样，我从邓老师那里接受了诗歌的教育。
接着邓老师，教我初中语文的是年轻的女老师毛宏智。多年后，当我和几个同学碰上，我们谈到学校的老师，我说毛宏智漂亮，他们一致反对，我说毛宏智书教得好人也好，他们又一致反对。于是，我什么也不说了，我无话可说。我默默地听他们说这个老师不好，那个老师不对。说实话，泸州五中不是重点中学，但是，的确有几个好老师。在读初中期间，我的学习不是很好，但是，因为我的家特别：只有我和祖母两个人，于是，我年年都被评为三好学生，能够拿到奖学金和助学金。这两样金每样五块钱。所以，每学期，我都能拿到十块钱。那时候，每学期交的学费才三块钱。
很顺利，我初中毕业了，升入高中。一升入高中，教我语文的就是泸州市最著名的语文老师陈德明。陈德明的丈夫李守之，当时是泸州五中的校长兼书记。没有多久，李老师调到泸州六中当校长和书记，又没有多久，陈老师也调到了六中。六中是全市最重点的中学，学生都是尖子，老师都很优秀。就这样，我和泸州语文教得最好的老师擦肩而过。陈老师不教我后，我在泸州五中读高中，读得倍受煎熬，终于，一天早上，我跳进了滚滚的长江。那年，我十四岁不到十五岁。一个少年跳长江自杀，涉及到家庭、社会和学校等方方面面，我不想多说。因为说起来，就要说到一些人的不好。现在，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四十多岁，我只愿意记住那些对我好的人。
当陈老师张开双手紧紧地抱住我，同时，流着泪，我在她的怀里，一动也不动，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我在内心里，却一个劲儿喊她。我喊她：妈妈！
在陈老师教我语文的那两个月的时间里，她借《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给我看（《三国演义》我看完了，《红楼梦》我没有看完）；当我肚子痛，她喂我吃药，现在，我很怀疑当时我肚子痛，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我赖在她家不走，她留我吃饭。在我仅有的学生时代，我很多次赖在我喜欢的老师家，目的也许并不是为了吃一顿饭。当然，那时的我，也的确想吃一顿饱饭，一顿好饭。
我还在陈世晏老师家吃过饭，还在毛宏智老师家吃过饭，还在王昆老师家吃过饭，还在廖声友老师家吃过饭，还在张兴隆老师家吃过饭。不仅泸州五中的老师，多年后，当我三十多岁，已经在文化馆工作了，我还在其它学校的老师家吃过饭。我在何白李老师家吃过饭，我在王德宗老师家吃过饭，我在蒋曙晖老师家吃过饭，我在张喻老师家吃过饭，我在李添能老师家吃过饭，我在余安中老师家吃过饭，我在田正芳老师家吃过饭，我在钱代富老师家吃过饭。一一数来，泸州城里最著名的老师，我在他们家都吃过饭。
后来，我到了北京，在汪曾祺老师家吃过饭，在林斤澜老师家吃过饭，在李一信老师家吃过饭，在吴思敬老师家吃过饭，在巴彦布老师家吃过饭，在牛汉老师家吃过饭，在蔡其矫老师家吃过饭。尤其蔡老师，他八十多岁了，无法做饭，每次都领我下饭店，他点很多点心和菜，每次都剩很多，让我拿走。有几次，我还带了朋友一起去，他仍然领我们下饭店，仍然点很多点心和菜，剩下，让我拿走。不仅如此，每次吃饭，蔡老师都省下饭店提供的毛巾不用，给我，他说，拿回家涮碗吧。
陈天啸、孙祥屏夫妇
陈天啸老师挥毫泼墨
在泸州，还有一个老师家，我去吃饭也是最多。那就是王杰军老师家。你想，我在泸州生活五年，自己不做饭，天天在别人家混饭吃，我要在别人家吃多少饭？我吃饭是这样安排的：今天在陈老师家，明天就在王老师家。在王老师家，我吃饭更随便，更自在，完全如鱼得水，如苗得雨。有时候，我连早饭都不想做，一起床就到王老师家。王老师的老伴已经去买菜了。王老师在公园打了拳，刚回来。他吃过了，或者没吃，或者捧着碗正在吃，无论哪种情况，他都会立刻给我做早饭：一碗面条，卧两个荷包蛋。吃完早饭我就走，在门口，王老师给我招手，中午来啊。这时，我已经走出他家，我回头，答应哎。王老师时常肚痛，痛一阵就不痛了，医院诊为胃病。我在北京，他给我打电话，说，我的病确诊了，是肝癌，已经晚期。我傻傻地问，痛不痛？他说痛，他还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给我打了电话没有多久，一天夜里我睡不着，天快亮时迷迷糊糊睡着了，却梦见了王老师。到了办公室后，我立刻给泸州王老师家打电话。电话里，他儿子说，王老师去世了，就在今天早上，就是在我梦见他的时候。
陈老师和王老师先后去世后，我回到泸州，继承了几件他们的衣服和裤子。每当出远门，坐车坐船坐飞机，或者有重要的日子，我都穿上。我喜欢王老师的一条公安蓝裤子和陈老师的一件中式衣服，也是蓝色，颜色比王老师的裤子要浅一些。这么说吧，王老师的裤子是大海的蓝，陈老师的衣服是天空的蓝。
他们是这个世界最爱我的两个老师，一个死于骨癌，一个死于肝癌，我穿上他们的衣服和裤子，他们会陪在我的身边，保佑我。
活到现在，我四十多岁，因为一场大病离开北京，回到四川，回到泸州。我的祖父祖母死了，我的几个爱我的老师死了，说实话，我一点也不怕死。
我死，就是回家，就是又可以在老师身边，听老师说话，在老师家混饭吃了。
苦瓜诗人白连春（初旭/摄 影）
作者介绍：白连春:1965年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沙湾乡，出版诗集《逆光劳作》《被爱者》《在一棵草的根下》《一颗汉字的泪水》散文集《向生活敬礼》小说集《天有多长地有多久》。中篇小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获《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拯救父亲》获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篇小说类第三名。两次获四川省文学奖，两次获四川日报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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