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连春:在母亲身边

2019-08-05 20:31 来源:川南经济网www.chuannane.com 责任编辑:寒江雪
摘要】作者:白连春 我们所有人都是母亲生的。 几乎,我们所有人,都是由母亲和父亲一起养大的。有一些人,父亲在外工作,或者母亲和父亲离了婚,或者父亲和母亲其中一个死了,由母亲或者父亲单独养大。在困难年代,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家父母太穷,不得不抱养在别



作者:白连春
 
     我们所有人都是母亲生的。
     几乎,我们所有人,都是由母亲和父亲一起养大的。有一些人,父亲在外工作,或者母亲和父亲离了婚,或者父亲和母亲其中一个死了,由母亲或者父亲单独养大。在困难年代,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家父母太穷,不得不抱养在别家。这些父母离了婚,或者父母其中一个死了,以及抱养在别家的孩子,长大后,他们的性格多少会受到影响,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不幸经历,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左右他们的生命。
    我的情况特殊:我的父母没有离婚,我却由祖母单独养大。我的祖父在泸州城里。小时候,我一直认为是父母不要我。他们要了三个弟弟,为什么不要我?我常常这样问。没有人回答我。我虽然由祖母养大,但是祖母给我的爱很少。她一个人住在乡下。她的男人不爱她,他住在城里,她的儿子恨她,虽说和她住在同一个生产队,然而他们两家之间隔着三座山。她在男人和儿子那里受了气,就在我身上出。她骂我,打我,不准我吃饭,我有一丁点儿惹她不高兴了,就罚我跪在石头上。稍大一些的时候,我割草,捞树叶,到山下的工厂生活区捡破烂,挑粪,进城收潲水,做做种种农活。
     现在,我已经四十四岁了,因为贫穷,因为热爱诗歌,还没有结婚,而且,我病了。我从打工的北京回到故乡四川,在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一共住了两个月。这中间,父亲一次也没有来看过我,母亲只来看过我一次。在我的病房里,母亲呆的时间不到半个小时,因为是和其他人——我的两个姨、两个舅妈一起来的,母亲也没有给我说话。母亲走在众亲戚的最后面,进入我的病房,她走到我跟前,一句话未说,从怀里摸出一把米,劈头盖脸砸到我的身上,弄得我一头一脸到处是米,我躺的病床上,也到处是米。我愣了一瞬间,立刻就明白了:原来母亲去信迷信了。在我的故乡,这叫抹米。如果谁家有人病了,这家的母亲或者父亲,或者母亲和父亲一起,端一碗米,到神汉或者药妈家,神汉或者药妈对着米施一通法,这米砸到病人身上,就可以把妖魔鬼怪赶走,去痛治病了。按母亲的想法,我病了,是被妖魔鬼怪缠上了。她给我身上砸了一把施了法术的米,赶走了缠我的妖魔鬼怪,我的病就好了。母亲对此深信不疑,两个月中,就只到医院看过我这一次。果然,住了两个月的院后,我出院了。我回到我的出生地四川省泸州市沙湾乡联合村沙坪组。



 
     在我的出生地,我早先居住的土房子,已经倒塌拆除了。我同祖母在一起,祖母靠祖父每月一次拿回来的很少的一点钱把我养大。七十二岁,身体和心灵都彻底苍老了的祖父,离开他生活了差不多一辈子的泸州城回到沙湾乡下,同我和祖母在一起。七十二岁,我的祖父爱上了六十三岁的我的祖母。在这之前,我的祖母在沙湾乡下已经爱了等了我的在泸州城里的祖父五十一年。他们终于在一起了。他们终于爱上了。他们这样爱着,又都活了十多年。我的祖父去世时八十五岁。我的祖母去世时七十九岁。他们一前一后去世,一前一后,我把他们都安埋了。然后,我离开四川到了北京。就这样在北京,一晃,十年就过去了。我出生长大的土房子倒塌拆除,变成了一片庄稼。现在,我病了,我回来了。
    我没有自己的房子,本想住到二弟家,因为父亲母亲都住在二弟家。我病了,我回来了,二弟也要我住到他家,但是二弟在茜草镇上杀鸭子,家里到处都堆着鸭毛。我的肺有病,害怕鸭毛,不得不住到同学杨昭龙家。现在,我的生活基本稳定了下来。每天上午,我在同学家干点自己的活:看看书,或者写点什么。每天下午,我都到二弟家。我父亲的身体比我母亲差,所以,父亲干活少,重的,累的,脏的活都是母亲做。我到二弟家,力所能及地多多少少帮着母亲做一些活。这样,我既可以在母亲身边,又可以做点农活得到一些锻炼。
    我四十四岁,得了几种病:包括失眠,肺结核和前列腺增生,腰间骨质增生,胆囊息肉,十二指肠糜烂,便秘等,医生还怀疑我得了什么癌症,至今没有确定,也许,真的像其他病人一样,我活不了多久了。



 
    我四十四岁,病了,在母亲身边,帮着母亲做一些简单的农活,我觉得我幸福极了。母亲很忙:种地,卖菜,煮一家人的饭,给二弟晒鸭毛,还给二弟喂着八头猪。这八头猪喂大,二弟卖了,立刻,又买回八头小猪,让母亲喂。母亲除了种着自己一家人的地,还种着我舅舅家的地和我小姨家的地,还去捡别人家的地种。那么好的地荒了多可惜啊。母亲说。他们都去打工了。母亲说。母亲天不亮起床,中午从来没有睡过午觉,忙到很晚才躺下。她走路不是走,而是跑。她在地里跑,回到家里,在楼梯上,还跑。有很多次,我看见母亲从楼梯上跑下来。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从楼梯上跑下来,我相信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我说她。所以她不敢再在我面前跑了。她在楼顶翻晒鸭毛,同时想着厨房里煮着的饭,以及给猪煮的食,于是,她就跑下来。她在地里干活,在这块地干着,同时想着那块地,还想着家里的活,她就跑。有时候她扛着锄头跑。有时候她挑着粪跑。有时候她背着一背篓菜或者猪草跑。还有的时候,她在地里干活,突然想起家里还煮着饭,或者煮着猪的食,怕水烧干了,或者看见天要变了,担心楼顶晒着的鸭毛被雨淋湿,她就跑。她飞快地跑。她要跑得比风快,她要跑到雨落下来之前到家。母亲如此忙,想着这想着那,所以常常出错。有时候饭煮糊了,她就吃锅底的饭。有时候饭煮多了,她就吃剩饭。有时候饭煮稀了,她就吃汤。有时候猪草煮糊了,还有的时候,尽管她一路跑回家,鸭毛还是被雨淋湿了,她就不知道如何是好。

 
     每当母亲出错,她都要挨二弟和二弟媳的骂。每当挨骂,母亲从不还嘴,只是默默地继续干着自己该干的活。每当母亲挨骂,我听着,心就痛。我四十四岁,病了,两手空空回到故乡,住在同学家,吃着二弟家的饭,乡人已经有很多说法了,所以,听着二弟和二弟媳骂母亲,我不敢帮着母亲骂,我只能心痛,只能更多地替母亲做一些简单的农活。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虽然母亲从小没有要我,但是,我仍是多么爱她啊。小时候,我对她的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相信尽可能地替母亲做一些农活,对于我,已经是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事。我拔母亲地里的草。草太多,我蹲不了多久,就端一根小板凳,坐着拔草。我还替母亲的田挖坑。在我的故乡,田种稻赔钱越来越多,农民都把田改成土,种菜。由于天下雨少,水越来越少,必需在田边地角挖坑蓄水,不然,天干的时候没有水浇灌,菜都要死。母亲捡了很多别人家的地,这些地因为长久无人种,已经荒了。这些地要种,必需先除草,再挖坑,然后才能种。给田或者地挖坑,是很重的活。每当我替母亲挖坑,母亲都不同意,怕我累着。但是因为母亲的活实在是太多,我执意要挖,挖一会儿,歇一会儿,她也不坚决反对。
    就这样,我四十四岁,病了,终于生活在了母亲身边。母亲已经是快七十岁的人了,她究竟多少岁,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我只记得有一天,那时候我刚出院,身体还很虚,我住在同学杨昭龙家,出门杨昭龙都不放心,他和他妻子必须有一个人陪着。在那天之前的某天,母亲就要我那天去吃饭。那天,我的另一个同学杨元海和他妻子一起来看我。我们五个人在山上闲转,傍晚时分,到了我母亲家。我母亲还在地里干活。她没有提要留我吃饭的事。我们在地边呆了一会儿就走了,因为天要黑了。第三天,我又到了母亲家。我问母亲那天怎么回事?母亲说那天是她的生日,接着,她又说,那天炖了一只鸡,本要留我吃饭的,但是因为我们一共来了五个人,怕不够吃,所以,母亲没敢留我,怕留下我们五个人后,二弟和二弟媳骂她。听了母亲的话,我很伤感,不知说什么才好。我们那么沉默了一会儿,母亲又说,那只鸡是二弟拿回家的,是一只死了很多天的鸡,都臭了,因此,她连外婆都没有请。说到这里,母亲停住,再也没有说话。她本就是不爱说话的人。我坐在母亲身边,真的不懂得该如何安慰母亲。我已经不是伤感,而是伤心了。我那么伤心着,想问母亲多少岁也忘了问。



      母亲是外婆最大的孩子。外婆一共生了十一个孩子,现在还活着的只有四个:一个舅舅,两个姨,还有我母亲。外婆住在舅舅家,已经九十多岁了,眼不花耳不聋,脑子更没有糊涂。外公去世得早,还不到三十九岁。母亲是最大的孩子,理所当然应该帮着她的母亲干活,养活弟弟妹妹。遥想那些日子,刚解放没有多久,那是我们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外婆一家十三口,先死丈夫,然后死孩子,一个,两个,三个,一个接一个,一共死了八个。
     那些日子,母亲和外婆,她们该如何相依为命,才能不被痛苦击倒,她们该如何挺住,才能活下来。现在,外婆九十多岁,她的大女儿都已经快七十岁了。劳累一生,九十多岁的外婆还力所能及地给舅舅做一些简单的活,比如,烧火煮猪草,洗衣服。那天,我到外婆家,正赶上外婆刚洗了澡。她的头发披散着,那白,是我见过的全世界最白的。我说,外婆你不冷啊?我说着,顺手就摸了外婆的头发。头发这么湿。我说。外婆转身看见我,说连春你来了,你帮我吹头发吧。于是,外婆拿来舅妈的吹风机,递到我的手里。我四十四岁,从来没有用过吹风机,更没有用吹风机给女人吹过头发。我浑身颤抖,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要知道,我要给她吹头发的女人是我母亲的母亲啊。见我久久没有吹。外婆说你吹啊。我不会。我说。外婆接过吹风机,指给我看开关的所在。我开了开关。风是冷的。我吓了一跳。怎么是冷风呢?我移开吹风机,同时高声叫喊。听到我的叫喊,舅舅过来,给我把风调成了热的。我一手握着吹风机,一手梳理着外婆的头发。外婆自己也拿梳子梳着。我这么一手握着吹风机一手梳理着外婆的头发,泪水,无声无息,自己就出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哭。反正,我就是哭了。我哭啊哭啊不知道哭了多久。



 
     母亲家和外婆家,实际上是二弟家和舅舅家,挨得很近,两家之间只隔着一条马路。舅舅是电工,最近又兼着村里的文书,家里一直开着商店,在我们村,家境都是比较富的。二弟和二弟媳,两个人都在茜草镇上杀鸭子,天不亮出门,天黑净了才回来,图的是挣点鸭毛钱,永远富不了,只能活命。那活又累又脏,冬天还冷,而且,每天晚上,二弟都得到茜草镇上看守着没有卖完的鸭子,偶尔还有鸡和鹅,不然,就会被偷。那间屋子又矮又小又湿,还奇臭无比。我去过一次,呆了差不多一秒钟吧,我进去,立刻,就逃了出来。太臭了,我受不了。我理解了二弟和二弟媳为什么见母亲有一点错就骂,因为太穷,因为农民要挣脱土地,在镇上求生存,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这篇短文写到这里,我想起有一天早上,我还在床上,杨昭龙把手机拿进屋,说,白二的电话。我不知道这么早,二弟为什么给我打电话。我接过手机,听到二弟的声音。二弟说哥,我在分水,我被人打了。我一听就傻了,我问怎么办呢?二弟说你找人来帮我打啊。我到哪里找人呢?再说了,我能找人帮二弟打架吗?我只能替二弟报警。我只能连忙穿衣下床,坐二十五块钱的摩的,赶到二弟被打的地方。我到了当地的派出所。二弟已经离开了。派出所的民警告诉我:二弟伤得不重。原来,因为最近鸭子少了,二弟去分水场上买鸭子,二弟买好了鸭子,那里的市霸不准二弟拿走,二弟当然要拿走,那市霸就打了二弟。幸好二弟伤得不重,要是伤得重,我们一家,麻烦就大了。
    和舅舅家比,二弟家要穷很多。二弟媳没有吹风机。母亲更没有。二弟媳用什么梳子,我不知道。母亲用的梳子是断了五个齿的,就放在院子里的窗台上。我一进院子就能看见。母亲的头发整天乱着,忙进忙出,忙里忙外,甚至连梳头的时间都没有。她穿的衣服也很脏,样式过时,颜色灰暗,由于舍不得洗衣粉,也舍不得水,她洗衣服从来没有洗干净过。母亲的头发都已经白了,只是没有外婆的白。从我离开北京回到四川,到现在已经五个多月了,我没有看见母亲洗过一次澡。我也没有给母亲说外婆洗澡我帮外婆吹头发的事。母亲如此忙,不过年过节,她哪里肯洗澡呢?她哪里舍得洗澡呢?又花水,又花煤,又花时间。我每天下午到母亲家,帮着母亲做一些简单的农活,同时默默地盼着有一天能碰上母亲洗澡,我好到舅舅家,借来舅妈的吹风机,给母亲吹吹头发。
    我这一辈子,可能永远也没有机会给母亲吹头发了。


苦瓜诗人白连春(初旭/摄 影)
 
    作者介绍:白连春:1965年生于四川省泸州市沙湾乡,出版诗集《逆光劳作》《被爱者》《在一棵草的根下》《一颗汉字的泪水》散文集《向生活敬礼》小说集《天有多长地有多久》。中篇小说《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天》获《中国作家》优秀作品奖,《拯救父亲》获中国小说学会排行榜中篇小说类第三名。两次获四川省文学奖,两次获四川日报文学奖。

 
附注:部分图片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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