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刚：吃货的“春天”之鸡蛋与鸡

     童年正值文革期间，鸡蛋属于家中相见时难的稀罕物。一般是过节或来客人时才上桌子。过生日那天早晨也有——外婆会在米锅中煮一个打赏我。但放开肚皮吃，一年却只有一天，那就是端午节。记得好像是10岁那年端午，几乎一个月没有吃到鸡蛋的我，一口气吃了8个，当然消化不了，胃就积食裹气，连打了三天嗝。此后，就有了“恐蛋症”，看到鸡蛋就要“打嗝”，无论是煮鸡蛋、炒鸡蛋、蒸鸡蛋还是涝糟红糖鸡蛋，一概“打嗝”而远之。若不信邪伸筷子，必过敏胃痛。上初中时，学校请了苦大仇深的老农来忆苦思甜。老农咬牙切齿批判地主婆娘生活腐化，天天吃鸡蛋炒饭。可我却怒不起来，反而为那地主婆娘着急——每天这样吃，会不会“打嗝”？

    因与鸡蛋结了仇，我居然“株连九族”，连鸭蛋与鹅蛋也不放过，对外婆喂养的几只母鸡就更没好脸色，无端也要踢它一脚。次数多了，母鸡看到我就会知趣躲一边。不过平心而论，我这人还是比较有肚量，对逢年过节母鸡炖笋子或炖海带，绝对能大肚包容，而且还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再比如，下乡当知青时，房东家的母鸡炖腕豆我可是次次笑纳。

    不过，对家中两只公鸡，我却另眼相看，经常给它们剩饭剩菜，甚至还专门挖虫子给它俩开小灶。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对公鸡情有独钟，实在是因为过年时，公鸡烧笋子或烧黄豆那道菜太过好吃。常常是大年三十前一天，我基本上忍着只吃半饱，腾空肚皮等待它们上年饭桌。

     但这还不是我关爱公鸡的主要原因。对我来说，更欣赏的是公鸡身上那鲜艳夺目的三把毛——颈部的项毛、背部的尖毛、尾巴上长长的尾毛。这些毛都能卖钱。中街废品收购站邬老头指着大街上张贴的“大量收购公鸡三把毛”招贴画，神秘兮兮告诉我，“公鸡三把毛国家要用来出口”。这就引出了一个故事——那些年，三天两头有最新指示传来，革命群众就要上街游行迎接。一路游行，一路高呼诸如“热烈欢呼”“胜利万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之类的口号。一次因事起仓促，来不及准备，领头呼口号的便照着街上标语喊。到中街银行时，看到墙上贴着的公鸡三把毛招贴画，他不由自主就领呼“大量收购公鸡三把毛”，众人也跟着打鸡血一样齐吼。呼完之后，突然鸦雀无声——幸好领头呼口号的上三代都是贫农，典型的根红苗正，否则，被打成反革命或进蚂蝗田（古蔺县公安局关犯人的地方）蹲过一年半载都有可能。只是这些事我并不上心。我上心的是，一只公鸡的三把毛能卖到5毛钱左右。这就够我到老王的竹篮撮好几回“向儿葵”，还可以去百货公司对面邵阿姨开的图书店里，看一分钱一本的娃娃书（连环画），甚至还可以奢侈地到聂幺爷麻辣鸡摊子上，花七分钱拈一砣姆指大的麻辣鸡块，在辣得“嘘哪嘘——”中，向路人伸出舌头显摆……所以，家里的公鸡我怎么看都顺眼。有几次给它们喂虫子时，就大声喊“三把毛快长”，还梦见过它们一身都长成了三把毛。

      我之所以成为公鸡铁粉，实在是它优点太多。让我没想到的是，它除了红烧之外，还能炒成辣子鸡——第一次见到辣子鸡，是高中时在一个同学家桌上。它一上来，就满屋喷香，秒杀其它碗盘里的菜。筷子一下去，无论是鸡肉，还是里面的辣椒、蒜瓣、姜片，都叫人浑身舒坦。我当时的感受是，辣子鸡就如同县里宣传队的演出，而我家那傻不拉几的公鸡烧笋子与烧黄豆，只如乡下农村公社的宣传队杀上革命舞台。于是，眼睛就直溜溜盯着“县里宣传队的演出”。后来觉得不妥，急忙显出自己见过世面，慢条斯理只吃了七八块。其实，要依由我的肠胃，那一盘辣子鸡绝对轻松拿下，保证不留蛛丝马迹。

    那天同时还有一道菜也是我生平第一次见——猪蹄子炖白云豆。烫了腕豆尖又洒了葱花的汤，白、稠、鲜，荤腴又清香；蹄花蘸糊辣椒，麻辣柔滑，进口就钻入肠道生根开花……可惜我直到高中，家里也没迎进过猪蹄子——那时，城里每人每月只有一斤肉票，大多用来买肥嘟嘟的宝勒肉，以保清汤寡水的肚皮多沾一些油荤。记得一次外婆让我先去排队买肉，排到前面只有两人时，是瘦肉多的二刀肉。外婆刚好赶到，一把将我扯了出来，重新排队等肥膘肉。可以想见，那一大砣骨头支起的猪蹄子，绝对入不了寻常人家的法眼。曾经有一个段子，一同学高中毕业前夕去上海老家探望祖母回来说，上海人吃瘦肉不吃肥肉，大家便笑上海人是宝气。

    我同学家能够辣子鸡并猪蹄子炖白云豆，不知道是不是与他父母都是“当权派”有关。我只记得那天桌子上，他初中的弟弟抱怨说，辣子鸡咸了点，没上星期天炒得好。

     不过，古蔺公鸡的最高境界并不是辣子鸡，而是麻辣鸡——当年古蔺舌尖上的江湖有“上饶中聂下王”三大侠。“上饶”是家居上街做回饼的饶明海，“下王”是下街卖葵花（儿）的老王，“中聂”就是县城中街大巷子聂向全（诨名聂墩墩）所创的麻辣鸡——他因为整出了麻辣鸡，通街人便都尊称他聂幺爷。麻辣鸡横空出世后，就成了古蔺第一招牌菜，至今依然是古蔺菜品的舵爷，并享受着离家千里万里的古蔺人隔世离空的崇拜。聂幺爷在世时，多称“聂幺爷麻辣鸡”，他仙去后，其后人以“聂墩墩麻辣鸡”作招牌。　　在我记忆中，从聂幺爷那卤了成千上万只公鸡的卤水锅里闪亮登场的麻辣鸡，金光灿灿，从头到脚喷香。用筷子夹住麻辣鸡块，在鲜红透亮的麻辣鸡海椒里搅一转送进口中，那麻辣鲜香从此就会绑定舌头——这些年，我这张好吃嘴曾在亚洲土耳其、欧洲保加利亚、非洲埃及、美洲秘鲁、大洋洲新西兰领教过他们的烤鸡，结论是那些鸡只配给聂幺爷的麻辣鸡提鞋。可惜在我少年时代，只有过年或有贵客自远方来，方有机会与它“不亦乐乎”。平时，基本上就只有看着摊子上的麻辣鸡流口水的份。那零卖的麻辣鸡一块虽只七分钱，但于我而言，却是一笔极大的开支——当年为了那七分钱一块的麻辣鸡，我曾多次做梦天上掉下好多捡不赢的5分硬币……

    麻辣鸡虽牛，但却少不得麻辣鸡海椒辅佐。两者的关系就像当年高音喇叭中唱的那样，“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还可加一句，三国时的刘备离不开诸葛亮。文革之时，古蔺麻辣鸡只聂幺爷一家，别无分店，不像现今满大街都是。只是其所卤之鸡，味道与品相虽大同小异，可在海椒味道上却有云泥之别。古蔺人嘴刁，鸡卤得再好，如果海椒不地道，吃了一回就再没下回。据说当年聂幺爷绝不让别人将麻辣鸡海椒带走，生怕被人窥窃了其中玄机奥秘。那情形类似当下的中外合资企业，狡黠的外方绝不让我们染指其核心技术一样。

    麻辣鸡海椒的妙处，我是亲自领教了一回——1993年，我在郞酒厂搞宣传，到河南参加全国糖酒秋交会。那是我第一次远离四川到外省，从郑州、洛阳、开封一路下来小半月，吃的完全不对路——桌子上天天都是锯木末一样的辣椒面、大大咧咧没有情调的面食、味道“短斤少两”的猪鱼鸡肉，直修理得我灵魂出窍，六神无主，如五台山上断了油荤的鲁智深和尚，口中淡出大鸟来。回成都下飞机，郎酒厂直接用车拉回古蔺。装了一肚皮兵荒马乱的我经过聂墩墩麻辣鸡摊子时，脱口大叫，“来一斤！”没等鸡块宰上来，那空中就伸下一支手来捉了我手，抓过一把汤勺，舀了一勺麻辣鸡海椒就灌进口中——奇迹发生了，好似喝了传说中的还魂汤一般，我那丢失在河南的七情六欲顷刻间一一回到身上。那情状有如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俄斯，从悬吊吊的空中重新站立大地，回到了地母该亚怀抱中。